互助。特别是就英国方面而言，援苏对其“命运”更为重要：首先，德苏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震醒了英法绥靖政策的迷梦，使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大英帝国中近东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与侵略，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危及了英国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帝国大厦行将倾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处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远离英国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鼓励苏联的对德行动，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其次，援苏有助于维持英苏战时同盟，冰释苏联自30年代后期集体安全努力失败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重顾虑和敌对态度。再次，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利用苏联力量击败德国，掘法西斯之墓，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可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削弱，“躺在手术台上”，从而为英国继续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务扫除障碍。因而，英国主动援苏，甚至亦不惜作出牺牲、付出代价。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苏主旨之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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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国家利益与战争目的，决定了英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缓急程度随着二者所受威胁之变化而变化。
苏联参加二战的目的是：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后安全体系。英国参加二战的目的是：铲除德国法西斯，借机削弱社会主义苏联，重振大英帝国雄风，建立以英国为主宰的欧洲新秩序。二者在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点上是共同的，这是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动力。但二者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有别，积怨已久，陈见颇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与分歧。随着战争主动权移至盟国手中，矛盾也初显端倪，待胜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国三强中，在一些利害冲突上，英国或单独或联美抗衡苏联，从而播下了战后不和的种子。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第二战场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是对德作战之需要和英美应尽之义务。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苏联在1941—1942年间强烈要求并一再敦促英美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加速对德战争的胜利。对此，英美均以各种理由拒绝，直至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三方才达成于1944年夏天实施的协议。但在登陆选址上，英国又与苏、美相左，反对苏联主张、美国同意的从欧洲西岸登陆的作战方案，单独炮制了所谓“打击鳄鱼腹部”的“巴尔干方案”，旨在先于苏军进入巴尔干。第二战场的迟延开辟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受制于英美的政治战略：苏联是英国强大的政治宿敌，其在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使英国忧心忡忡，它认为苏联必定成为威胁它战后左右欧洲大陆的最大障碍。因此，英国指望苏德相互厮杀，两败俱伤，从中保存自己实力，以获取战后有利的国际地位。“巴尔干方案”更反映了战后英国要称霸欧洲的意图：希望打进巴尔干后可以跟南、希、土及中东、北非连成一气，保住东南欧势力与东地中海及中东的传统利益，以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地中海，到苏伊士运河，达远东的大帝国生命线，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因为英国的这一如意算盘，也将损害美国的战后利益，故美苏联合抵制，使该方案流产。
“英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精明，直到他们认为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⑽。1944年上半年，当苏军向西推进，席卷东、中欧时，英美盟军马上开辟了第二战场，并迅速向西欧强攻，旨在打败德国后，“占领更多的地盘”⑾。二战甫停后，英以所占地盘与苏联讨价还价，这一“冷战”事实证明英国始初削弱苏联的动机。如同斯大林指出，英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是其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无力只身介入欧洲事务，便采取先让别人打，待大局已定，再安稳介入，坐享其成的策略。19世纪晚期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政策永远是这样：在欧洲大陆上找一个用自己的拳头去保护英国利益的傻子。”⑿二战中英国的对苏外交仍受这种半个多世纪以来政策的影响。
（二）关于对德国处置问题。
首先，在分割方案上双方分歧相距甚远：英国始初只主张鲁尔、莱茵国际化，将南德与奥、匈等中东欧国家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苏联则坚持对德进行分割占领，主张使德国成为非工业的农牧业国家，以防德国的再生与东山再起，消弭其安全的隐患。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与1944年丘吉尔访苏时，英国一再抛出自己计划，均遭苏联否决。雅尔塔会议上，英国新抛出的消极分割方案与苏联的积极分割方案直接顶牛。因此时大战指日可胜，英国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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