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围绕德国的赔偿问题，苏联谋求德国最大限度的赔偿，以避免像20年代那样，不但对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国经济迅速复活，因而，苏联提出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并应享用一半，其中10％－15％应从西方占领区获取。英国虽也期望获取赔款，但反对苏联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赔款强加给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德国，会引起革命、社会骚乱，更不愿苏联获利太多。为此，斯大林与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舌战，在波茨坦会议上相互指责乃至嘲讽，后经讨价还价才达成妥协。但是，德国问题一直成为战后苏与英（美）矛盾、“冷战”’的焦点之一。

（三）关于波兰问题。

波兰沦亡后，其国土分别被德苏占领大战后期，波兰的复国与重建被提到日程并成为盟国关注的焦点，苏英尤甚。苏联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波兰是其安全带上关键的一环，极力谋求以使波兰成为自己防德的屏障，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再度成为德国直接进攻的目标。斯大林认为，“波兰应当是强盛、又友好”的苏邻，他想以德国领土为代价换取苏联东方战线的合法化，并认为：“这关系到俄国的重大利益。⒁”而英国却“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至少不依附苏联”⒂。可见双方战略大相径庭。因此，围绕波兰问题英苏经过多次谈判，针锋相对，鸿沟颇深。其中波兰领土与政权问题是矛盾的核心。关于重建后的波兰政府．英国只承认流亡政府，诋毁、抵制苏联境内的临时政府，而苏联则坚持由其支持和卵翼下的临时政府为基本力量组建政府。双方不可更改的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上充分展现。关于波兰东西疆界问题虽达成妥协，但关于其西部疆界划分，以尼斯河的东端或西端为界，仍各自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使得波兰疆界问题又成为自18世纪以来骚扰欧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上述英苏在德、波问题上的矛盾，从根本上反映出两国不同利益与战略目标。谙熟政治韬略的丘吉尔深深懂得：欧洲是大国争霸的重点，英国未来的争夺对手必定是苏联，要使对苏竞争取得优势，确保英国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必须穷其所能，遏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对抗的起点越靠近东欧越好。1942年10月，丘吉尔在致外长艾登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⒃”其与苏联争夺欧洲的野心跃然纸上。“霸王计划”实施后，英国急切想闯进中欧、遏制苏军，连罗斯福也承认英国“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红军无法进入奥地利与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连匈牙利也不让红军进入”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那么，苏联谋求东欧的势力范围，是想利用其在战争中膨胀的实力向欧洲心脏地区伸展，进一步拓宽势力范围，以便在与英等西方国家的未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而在德波问题上，苏联原则坚定、态度强硬。德波问题成为战后冷战的“潜因”。

（四）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争夺。

1941年8月，苏英军队分别从北南对伊朗实行军事占领，并迅速肃清伊境内德军力量，以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军事物资补给线。10月，双方又共同努力进军阿富汗，驱逐了轴心国势力。此后，又成立了中东补给中心（The Middle East Supple Centre），统一协调、管理、筹划和解决中东补给。但苏联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还欲使南邻的土耳其、伊朗受其卵翼，因而对其伊朗北占五省实行文化政治合二为一，加强军事控制，使之“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接替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⒅。英国则千方百计试图冲破苏联竖起的“铁幕”，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一再拒绝通过伊朗给苏联援军，企图借机取代苏联控制伊朗。此后，双方形成僵持之势，并针锋相对地角逐伊朗的石油开采权，这些都预示了战后双方化玉帛为干戈的“冷战”关系。

综上所述，共同的命运、别无选择的战争处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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