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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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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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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殷人就开创了其独有的“射天”的传统，殆至商纣，其更是“弗吊昊天”（《尚书•多士》），“罔顾天显民祗”（同上），“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牧誓》），“郊社不修，宗庙不享”（《尚书•泰誓下》），致使商王朝最终沦落为地地道道的“无神的国度”。另一方面，这种对天的大不敬其实又肇端于其对身的大不敬。在古《尚书》里我们看到，商纣“亵神”乃根于“亵身”，其不仅“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尚书•酒诰》），而且身业不修，恣意妄为，所谓“酒池肉林”、所谓“狎侮五常”、所谓“作威杀戮”、所谓“屏弃典刑”、所谓“因奴正士”，这些罄竹难书的见诸史笔的记录，还有其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这一极端唯意志主义的狂肆和桀骜，表明其既不敬生前之身又极其无视身后的果报。而这种“身体的遗忘”乃为殷大厦将倾埋下了真正祸根，并最终导致这一曾显赫一时王朝的灭顶之灾的在劫难逃。
因此，历史表明，“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尚书•吕刑》），殷的败亡与其说是“天作孽”不如说是“人作孽”，与其说是慢于鬼神的“殆教”所为，不如说是殆乎亲躬的“亡身”结下的恶报。这样，“殷忧启圣”，正如周人通过一种历史的现象学把宇宙之天道与人伦之人道都还原为“身道”一样，周人也经由一种历史的现象学把神圣之神教最终还原为“身教”。如果说前者的思想主要为周易和周礼所发明的话，那么后者的思想则最早可追溯到古《尚书》中圣人的言之谆谆的忠告，因为古《尚书》不仅明确提出“天之历数在汝躬”（《尚书•大禹谟》）、“其（上帝）集大命于厥躬”（《尚书•君奭》），而且还第一次向世人昭告：“祗厥身”（《尚书•伊训》），“修厥身”（《尚书•太甲中》），“慎厥身”（《尚书•皋陶谟》），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的身体性神学的真正的奠定和形成。
对于周人来说，既然身体被身神合一地视为神圣本身，那么对身体的崇拜同时也意味着对神圣本身的崇拜。于是，随着身体中的神圣性的发现，和随着一种身体性神学的奠定，对神的顶礼膜拜的问题开始真正自觉地被周人置于其生命和生活中。《周书》中所谓“祈天永命”（《尚书•召诰》）、所谓“惟天明畏”（《尚书•多士》）、所谓“时惟天命”（同上）、所谓“不敢不敬天之休”（《尚书•洛诰》），以及《诗经》中所谓“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大雅•文王》）、所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同上）、所谓“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雅•大明》）、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雅•皇矣》）、所谓“敬恭明神，宜无悔怒”（《大雅•云汉》）适足为其明证。因此，周文化之所以大异于殷文化，与其说是由于其对殷人的“神道设教”的否定，不如说是由于其通过之于神圣的根身性以及该根身所固有的神人对话机制的发现，而重新恢复了中国古老的神统的尊严。
正如《诗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所述，基于这一神统建立的国度是一个出现在故土上的朝气蓬勃和异伦骏茂的新的国度。这里的人民依然相信“神”的存在并敬畏“天命”，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就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这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与他们的上帝娓娓交谈，从而相信此岸与彼岸、尘世与天国并非天悬地隔而是息息相关，只要付出自己的不懈努力，人间就有他们心驰神往之的伊甸园！
“感生崇拜”的宗教
显而易见，这种根于身体的中国式的上帝已完全不同于那种意识化的西方式的上帝。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其是一种内在超越型的上帝而非外在超越型的上帝，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其同时乃为一种对话式的上帝而非独白式的上帝。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上帝已并非是一种述谓性的实指，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动态互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即周礼中所谓的“从示从会”的“襘”，也即中国佛教中所谓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或“缘起”。无独有偶的是，在西方宗教中我们亦可以找到它的一个相应的概念，其即西方现代对话主义神学所强调的“之间”（between）或“相遇”（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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