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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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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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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不是西方式的所谓的“时间”而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无一息或停的所谓的“时机”。这同时意味着，正如中国古人认为生命由于其生死相衔而可以“死而不亡”、“死而不朽”一样，同理，中国古人也由此得出，“时”实际上亦由于其承前启后而永远不会成为消失的过去。换言之，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时”就是超越过去的永恒，“时”就是自在永在的东西，“时”的分分秒秒、时的每一瞬间都沐浴着无限的神意。因此，一如《诗经》“匪上帝不时”、“帝命不（丕）时”等语所云，中国古人之真正的“上帝”，既是“身”的上帝、“感”的上帝、“情”的上帝，又是一种“时”的上帝。“公曰：‘然则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的这一回答恰可代表了中国古人对“时”的上帝的膜拜顶礼，而与西方人把“时” （temporality）与“俗”划等的那种“祛时化”的上帝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人的“圣”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的推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仅“神”与“圣”相提并论，而且二者往往异名同谓地成为同一事物的指称，孟子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即此明证。然尽管如此，“神”之所以为“神”，“圣”之所以为“圣”这一不同的称谓，即表明二者当有不同的意义规定或内容侧重。这种不同表现为，“圣”为俗世化的人成之神从而“圣”即所谓的“圣人”，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圣”以所谓的“趣时”、所谓的“遵养时晦”、所谓的“以礼会时”为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故“圣人”是“时会使然”（章学诚语），“圣人”是乘时委运的代表，“圣人”即一种真正的所谓的“时者”的体现。而孟子所谓“大而化之”、唐太宗诏书所谓“圣无定体”、《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以及《大戴礼记》所谓“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哀公问五义》）恰恰都可视为是对这一“圣人”之“时旨”的明宣。
既然凡人皆为“众生”，凡民皆为“生民”，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置身于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之中，每一个人都生逢这种“趣时”、“会时”的机遇，而且也意味着“在圣面前人人平等”，圣人的大门实际上向每一人敞开着，而人人都有成为这种圣人的可能。因此，一个人只要他不以一种苟且和算计之心来对待生命，而是充满爱意和真诚地投身于自己的也即整个人类的不息的生命和生活之中，那么他就在实现一己之私的生命与民胞物与的生命的链接的同时，不仅可以摆脱度日的生命体验的生死轮回之苦，超越死的宿命而使其生命得以薪尽火传，而且还可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地身被那大而化之的圣人的神圣的光环。
故中国古代的宗教其“敬神”实际上最终落实到“成圣”。对于一个以“成圣”为其宗教皈依的中国人来说，他与其说是一个虔诚的上帝的信徒，不如说是一个真正彻底的存在主义者。他宗守的是“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这样一种人生信念，也即他已不再期盼天国，他已不再祈求来世，他只无比珍惜那发自生命深处的真情实感，他只不失时机地紧紧把握着那每时每刻的生命感动。因为对他来说，“千万年只是当下”，因为对他来说，他生命的一分一秒就是他的一生一世，时间中的每一刹那即代表了亘古的永恒。
【参 考 文 献】
[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8
[2] [清]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 [日]鹫田清一．梅洛-庞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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