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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变法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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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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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ｌ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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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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