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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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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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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7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断定这是蒋介石为修复与盛世才业已破裂的关系所说的假话。因为：第一，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注：《改进新省政治计划——革除不良政治以谋安居乐业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开发交通》，1933年5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今酒泉——引者）防地，以应事变。”[1](P547)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2]。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注：部殿丞述，徐存甫记《我随黄慕松宣慰新疆的经过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编号65-976。）
（二）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1](P546)。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1](P545)，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1](P545)，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1](P546)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1](P546)，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
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1](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P548)。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1](P545)。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1](P548～549)。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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