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
 |
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
|
|
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02页。）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三）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注：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注：《黄曾电保刘盛真除》，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1](P574)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省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1](P578～579)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注：彭昭贤回忆说是他人新劝盛放了黄慕松，其实有误。南京政府是曾委派宫碧澄、彭照贤赴新与盛商谈新疆问题，并预定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