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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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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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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宗教文化、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等课题的研究，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要进行中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研究。此外，欧洲国家实施的名为“埃拉斯穆斯”的研究计划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这一计划以荷兰莱顿大学为协调机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加入，该计划鼓励各国学生和研究者在欧洲内部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每年都举行专题研讨会。北欧的研究队伍被分成三代：其中第二代被认为是与第一代完全不同、摆脱了中国官方资料束缚而进行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研究范围较宽，思维较活跃。1989年以后出现的以撰写博士论文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倾向于民族关系、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政策的形成与贯彻以及目前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公民社会、私有部门的作用。（注：《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0～613页。）
（五）加拿大
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中期。80年代至90年代，是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和组织。
加拿大亚洲研究会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太平洋关系协会则是近代亚洲研究的中心，其中中国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重要的著作都由该协会出版。协会的刊物《太平洋事务》是一本刊登有关亚洲事物的学术观点的正式刊物。高校是中国问题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多伦多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两个中心。亚洲太平洋基金会资助当代中国的研究，《近代中国》是其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刊登了各国学者许多有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和书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由大学教授、华人华裔学者和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士三部分组成。陈志让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加拿大放宽移民政策，引用外国研究人员，利用网络向邻国美国索借图书资料为己所用，如陈志让就是从英国招聘来到约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加拿大正是以这种大力引进人才的方式使其中国学研究早出成果，快见成效。
90年代以来，受加拿大的大学经费减少的影响，中国研究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但是近代中国的研究多数是得到联邦政府的主动支持，他们把一些直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术问题组织成一个项目。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包括经费支持、学术活动的安排等。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发展得比较稳定，也比较适度，反映了加拿大的研究特性，即目标关系有限，缺乏中国研究的特有资源。政府的主动性在加拿大现代中国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了一些淡化意识形态但也注重实用性的研究课题。
（六）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各国同行的关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有了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以来，以费子智、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活跃，不断带动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向专题化、规模化发展。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但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一直到现在都较有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远东史》和《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荷兰对建立欧洲地区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络较为重视。1993年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联合成立了欧洲高级研究院，成为欧洲的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培养相关的研究人员。目前，莱顿汉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三个收藏当代中国资料较为集中的机构之一。托尼·塞奇是该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代表人物，侧重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专题。
新西兰的纪保宁是个年轻学者，她多年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研究问题。她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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