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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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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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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季刊》第140期上发表的论文《延安道路与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探讨了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此外，越南和韩国也在90年代继续进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尚未形成规模，研究成果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二、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模式与特色
从近10年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德国等国受到政治、语言、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研究成果及其成果的传播有一定的局限。目前，这些国家在研究的理论和专题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1962年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提出并发展了“范式”这一概念，所谓范式，就是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一定时期内占主要位置或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西方被视为学术潮流。如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相当的影响。一般的西方学者比较看重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入流的问题。因为，离开了某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于入流。由于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太多，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我们难于将他们的成果统归于哪种范式。这里只能是依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较有影响的西方国家的研究情况而言。这些国家的学者与美国的同行联系比较紧密，研究范式受美国的影响也比较多。90年代以来，在“规范意识危机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情况。仅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来中国做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课题看，比较多的人侧重于微观的探索和个案的分析，他们认为只有对微观的、个案的分析掌握得越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才能把握得越准确。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也没有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上面。
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共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共党史的主流。
（二）研究特点
与9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相比，近10年来各国研究中共党史出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两种类型：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中国或俄罗斯的传统研究模式，即就党史本身研究党史，研究的体例和风格也比较规范。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受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三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的研究特点，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对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联合研究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比较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北欧诸国的联合研究；由几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联合编辑出版专著或论文集。如美国的阿尔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评析》论文集。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另一本由美国的齐慕石和塞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正是如此。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其中包括乔治·本顿、齐慕石、沈大卫、塞奇、毕仰高、泰韦斯等。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事业，现在的任务是扫除各国间的壁垒，在研究资料和研究项目之间共同协作。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已经开展的“亚太研究计划”，欧洲联合会的“中国2000网络”，美国与日本的“与中国对话”，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对话”等，这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的壁垒，但是更大的工作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起来。
（三）著名研究刊物成为研究的主阵地
尽管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期刊却不在美国。这些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和加拿大的《近代中国》。他们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90年代以来，《中国季刊》继续发挥研究的主阵地作用，相继刊出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辑；包括《邓小平专辑》（第135辑）、《〈中国季刊〉与35年变化同步》（143辑）、《中国经济演进》（144辑）、《变化中的中国军事》（146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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