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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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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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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明归来七大的召开》（1994年），这是作者利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享有最高威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党内制度如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事实上共产国际的行动和影响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作者指出，精明的毛泽东知道从列宁主义向具有个人魅力领导人领导的党的转变，要得到已经存在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和程序的支持，要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要得到莫斯科的重要支持。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还与孙华仁（音译）合作出版了《中国的灾难之路：1955-1959年毛、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层与大跃进的出现》（1999年）一书。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探讨了“大跃进”的起源，以及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机制。作者认为，“大跃进”的出现是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中央领导层、政府的关键部门如国家计委、商业部和财政部以及省级和地方官员等，对“大跃进”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责任。
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编辑的《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一书中，分析了澳大利亚由于参与美国冷战期间打中国牌，使中国市场未能全方位对澳开放的原因。作者认为两国建交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且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澳经贸关系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乔纳森·尤格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由9位作者合作的书——《中国的民族主义》（1996年），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保持政权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骄傲的核心理念，民族主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提倡。
科林·麦克凯拉斯是澳大利亚格里夫兹大学从事近代亚洲研究的教授。他在1989年著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注：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本书有三个部分：一是1949年到现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二是从过去到1949年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三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麦克尔·盛著有《毛与斯大林：对手还是同志？》一书。著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公布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对1950年以前的中苏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史料，作者认为，1935年至1950年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革命同志而不是对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响应的，斯大林对这期间中共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如，1945年8月21日，中共改变了于8月20日作出的占领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计划，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一改前一段时间对蒋介石邀请其到重庆和平谈判的消极态度，宣布他要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政策的改变是由于1945年8月20、22日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共另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变是1945年9月14日。由于苏联特使的延安之行，使中共改变了其南下发展战略为北上东北的发展战略（注：China Quaterly,1992,Vol,129.）。
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迈克尔·弗罗利克、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和林达·赫什科维茨，他们各自研究的都是同一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探讨的是地区内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著有《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迈克尔·弗罗利克则关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著有《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林达·赫什科维茨研究城市化趋势，著有《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因为他们的文章是为政府官员而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创性的。
法国的毕仰高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著有《近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注：Lucien Bianco,Brian Hook,Kuan Hsin-chi,Gilbert Rozmar.,Tony Saich,Tanaka Kyoko,Jonathan Unger ang Ezra F.Vogel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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