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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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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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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中亦不乏其例证。[6]汉籍中的蒙奇兜勒指的是马其顿商人的国籍。
不过，杨文对“蒙奇、兜勒两国”的解释，颇难令人苟同。杨文说：“‘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汉代的封国，也即‘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它们从属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统称为自治区，它们分布于各地。……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其使用方法和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杨文又以汉籍对安息国境内城市的记载为例说，“《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但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西域传》将安息境内的城市如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等称为“国”时，是与安息国并称，并没有“安息境内两国”的说法，换言之，如果依照称述安息境内诸城的惯例，那么，就应写出两个自治区的名字，而不是笼统地称“蒙奇、兜勒之内的二国”。而且，马其顿境内是否存在这样的“两个自治区”，史料并无明确记载。很显然，蒙奇兜勒应为一完整的名称，即“马其顿人”的希腊文译音。那么，怎样理解“蒙奇、兜勒二国”的说法？
事实上，上述汉文史料本身的细微差异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其中的奥妙。东汉一代的西域知识主要来自班超父子，《后汉书·西域传》序的末尾说：“班超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可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乃班超父子第一手材料，其准确度和真实性远较其它材料为高。《西域传》叙述班超在西域的经略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时称“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并未言其为“二国”，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中国古代语言不习惯于外来多音节名称，往往仅以二个音节表示多音节的外国地名和人名，如《汉书·西域传》有“乌弋山离”一名，同时又略作“乌弋”，《后汉书·西域传》、《魏略》所引《魏略·西戎传》均作“乌弋”；又，《后汉书·西域传》记Hecatompylos作和椟，Acbatana作阿蛮、Ktesiphon作斯宾，等等。此类外国名称略读的例证很多。这种习惯很容易使古人以两个音节来还原外国地名、人名。《后汉书·和帝纪》将蒙奇兜勒断为两国，应属《后汉书》作者在不同情况下的误断。
二是马其顿商人是否到达洛阳？林、杨二人都认为罗马商团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林文称，罗马商团“于100年11月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的接见，赐予‘金印紫绶’。此事被东汉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纪》。”杨文断言，这“是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外国学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见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认为，“蒙奇、兜勒两国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历来新的远国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国的使节伴随，那么大概在永元九年出发的甘英，于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护身边，而两国使节则继续东进，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了洛阳。” [17那么，罗马商团是否真的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呢？
我认为这一结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极为薄弱。首先，托勒密保存的马林努斯的材料证明，马林努斯对帕米尔高原两侧和塔里木盆地地区有着丰富的知识，但对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赛拉的路程，除了极简单地提到需要步行七个月的时间外，别无更多的描述。很难设想，如果梅斯手下的商人到达过洛阳，在其返回后会对他们旅程中敦煌以东的地理人文景观不加以详细描述；同样，也很难设想马林努斯对此会不加以记载，托勒密会不加评论。
其次，托勒密所记述的赛里斯人的四至为：“西部是伊穆斯（Imaus）山外侧的斯基泰……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也是一片未知之地……其余是外恒河以南印度的另一部分。”据冯承钧考订，伊穆斯山即穆斯塔格山（Muztagh-ata），在伊朗西北境，雷扎耶湖以西。[8]就各方面的记载看，公元初期二、三世纪，希腊-罗马作家笔下的赛里斯国主要是指帕米尔高原两侧地区，其东端最远不超过塔里木盆地东部。普林尼（23-79）笔下的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9]断非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这里的“红头发”可能是金黄头发，其情形如同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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