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
|
|
两朝的“译学”机构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为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外国语教学史，需将元明两朝的外国语教学与朝鲜司译院进行比较。笔者检索前人研究，发现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尙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拟就朝鲜司译院“蒙学”教学情况，及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帖儿月真，与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作试探性研究。至于朝鲜司译院与中国元明两朝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拟另撰文论述。
一、 司译院的设立及沿革
关于司译院的设置、沿革等问题，《高丽史》、《经国大典》、《通文馆志》、《李朝实录》等史料均有记载。
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1393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
关于司译院的设置问题，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2]。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3]。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4]。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5]。
《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6]。
《高丽史》记载，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其中之“吏学”置于司译院[7]。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讓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8]。可见，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恭讓王时期。
《通文馆志》记载，“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讓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9]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设立的通文馆基础上设立的。通文馆在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很有可能名为司译院，在恭讓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名为汉文都监。朝鲜初期重新设立司译院。
朝鲜司译院设有“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司译院不是同时设立“四学”。如前所述，“太祖二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由此可知，“汉学”应是在朝鲜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立。“蒙学”后来是在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三年，司译院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10]。可见，司译院设立之初，只有“汉学”和“蒙学” 教习汉语和蒙古语。
关于“倭学”和“女真学”的设立年代，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11]。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
朝鲜司译院设立“四学”的原因是，与朝鲜和明朝的政治往来有关。明朝势力进入辽东之后，朝鲜与明朝、北元、女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司译院的设置以及汉、蒙、倭、女真学等“四学”的形成，除了朝鲜出使明朝、北元、女真、日本的需要以外，还有备边司和兵部了解明朝、北元、日本、女真等的军事动向需要。
朝鲜世宗时代开始，司译院已实行了“四学”例。朝鲜太祖、世宗、成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科教学作出了各项不同的规定。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蒙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12]、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习蒙语者“能译文字，能写字样[13]，兼写伟兀字（伟兀字指畏吾儿体蒙古文）者为第一科；只能书写伟兀文字，并通蒙语者，为第二科，出身品级同前”。[14]并对考试中选者，颁给红牌，证明司译院奉王旨给某人，赐通事第几科几人出身。
世宗时期，对在“四学”学习者，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大多数人，应该是按上述规定从各地选送的），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