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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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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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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时期开始，司译院对“蒙学”和蒙古语教授及生徒人数做了规定。世宗时代开始，对蒙学也采取了鼓励措施。据《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四年（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吏曹报告称，蒙古语不是时尚，传习者少，为对学习蒙语者给予鼓励，请求从分数高者中，选两人用在政府。此举效果似不明显。次年，礼曹报告，蒙学生徒人数依旧很少，请求从全罗、庆尚道及京中五部，选年少聪敏者，送赴司译院学习蒙语。此项请求得到了许可。
同年，礼曹报告“蒙古字学有二样，一曰伟兀真，二曰帖儿月真。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常行文字用伟兀真，不可偏废。今生徒皆习伟兀真，习帖儿月真者少。自今四孟朔蒙学，取才并试帖儿月真，通不通分数，依伟兀真例”。[20]这是说蒙古字学有两种，一称伟兀真，一称帖儿月真。过去诏书及印文用帖儿月真，日常文字用伟兀真，两者应兼通之。但世宗时代生徒几乎不习帖儿月真，只习伟兀真。故吏曹要求考试内容增加被忽视的帖儿月真，其评分标准按伟兀真执行。 这段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上所谓蒙古字学应创设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前。二是，除了一望可知的伟兀真即畏吾儿体蒙文外，还提到了所谓帖儿月真。按上下文理解，帖儿月真应该是指八思巴字。
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为在全国普及八思巴字，而在地方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创立八思巴字之前，蒙古人使用畏吾儿体蒙古字。即所谓“伟兀真”。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令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并颁发了使用蒙古新字的规定。据《元典章》，《诏令》卷之一记载：“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新字，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21]副之”。至元七年（1270），元朝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22]次年，又“置蒙古国子学，掌教习诸生”，[23]命百官子弟入学。再次年，“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24]元朝在国内规定，敕令用蒙古字拟写。“至元十年（1273）春正月，敕自今并用国字[25]书宣命”[26]的记载即本于上述元典章所录诏书。
高丽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元朝使者致高丽的诏书“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皆无识者”。[27]由此可见，同年元宣差出使高丽，带去的诏书即以八思巴字书写。
元朝不但向高丽下达八思巴字诏书，也要求高丽进表以蒙古字书写。据《元典章》，《礼部》卷之四，用蒙古字条记载：“至元八年（1271），钦奉圣旨条画，应凡奏目，并用蒙古字书写，钦此。”并令今后各处大小衙门，进表、朝贡，一切要用蒙古字书写。并规定今后不可再称为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因此，高丽翻译人员也需学习蒙古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祯元年，1295年），“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28]来”。[29]
所以，上文中提到的“在前蒙古字学”不可能是指朝鲜太祖时期或世宗时期的司译院蒙学。蒙古字学，应设于高丽忠烈王时。高丽蒙古字学与高丽司译院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学习八思巴字，始于高丽忠烈王时则可以肯定。
至元八年（1271），元朝在国内规定，“蒙古字学生徒，百官、汉儿官员，选择子弟俊秀者，入国子学。随路达鲁花赤、总管以下及运司、诸投下、官员子孙、弟姪，堪读书者，并所入学。”[30] 元朝在高丽于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始设达鲁花赤。可以想象，在高丽的达鲁花赤子孙，亦要学习蒙古字。况且，至元八年元国内颁行蒙古字时，忠烈王，即以高丽世子的身份在大都。次年，忠烈王回高丽之后，依蒙古俗剃头、着蒙古服饰。忠烈王与元世祖忽必烈关系极为密切，为元朝的驸马国王。他很可能服从世祖忽必烈普及八思巴字的诏令，培养蒙古字学翻译人员。忠烈王继承高丽王位之后，第二年即设司译院，掌管翻译之事。
伟兀真即伟兀字。朝鲜司译院太祖二年所定科目中提到的伟兀字，与《元典章》中记载的伟兀字同。《元史》记载为畏吾字。与伟兀字对应的蒙古语为“oigor usug”的第一部分；伟兀真字则当为“oigorjin usug”。同样，帖儿月真应是蒙古语“ durbeljin usug”的汉字音译。《蒙古语大辞典》解释“durbeljin usug”为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造的新字。六十年前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已提出“帖儿月真”应指“八思巴文或八思巴文之后所创蒙古文”。[31]韩儒林先生认为“契丹、西夏、女真国书，皆模拟汉字而成。八思巴为忽必烈创制新字时，似颇受三种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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