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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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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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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响，故亦力求方整（durbeljin）”。[32] 八思巴字在字形上来讲，属于方形文字。这一名称也许是与畏吾儿体蒙古字相比较而言的。
蒙古语“durbeijin”可分为“dur / bel / jin”三个音节。“usug”直接译为字。“帖儿”应为蒙古语音节“dur”的汉字音译。中世蒙古语（畏吾儿体蒙文）“d”、“t”在字形上相同，即与现代蒙古语中“t”的字形相同。韩国语中常“d”、“t”不分。因此，将“dur”转写为“tur”是可能的。“月”为“bel”的汉字转写。汉字“月”在韩国语中的发音为“uol”。在蒙古语口语中“bel”受元音和谐律影响，元音“e”受上一个圆唇元音“u”的影响，也读为圆唇元音，成为“bol”。口语中，“bol”（为“bel”的读音）和“uol”的读音又比较相似。故“月”为蒙古语音节“bel”的汉字转写。韩国语中，汉字“真”的读音为“jin”。 另外，世宗五年的礼曹报告中提到，“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这与元朝世祖忽必烈时期，关于宣书和玺书、贡表，要用蒙古字书写的规定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断定“帖儿月真”为“durbeljin”的汉字音译。世宗时期，司译院重新规定研习的“帖儿月真”肯定是八思巴字。
关于朝鲜“谚文”的来源问题，史学界有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有藏文来源说、梵文来源说、蒙文来源说，还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谚文”“应该是来源于八思巴文”。[33] 笔者同意白鸟库吉的看法，世宗二十八年九月（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一批朝鲜学者创造的“训民正音”文字，当与世宗时在司译院蒙学习学的八思巴字有关。将八思巴字的字母拆分开来看，“训民正音”文字有些字母的创造，明显受其影响。另外，“训民正音”文字（又称谚文），元音之前，必须要加“字头符”（所谓的“零声母”），也与八思巴字同，只是所加符号不同而已。“训民正音”文字所加为一个圆圈，八思巴字则加一横。而且，其字母的粘着组合，收声母[34]及其语法中的表现格的形式，以及动词的变化等，也都与蒙古语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世宗时期司译院“蒙学”应教习过八思巴字，世宗五年礼曹报告中所提“帖儿月真”应为八思巴字。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北元谴使赍脱脱不花敕书，到朝鲜咸吉道阿赤郎地面，朝鲜通事展阅敕书只是“默识，阳言俺本不识蒙古字样”[35] 并将敕书封还给蒙古使臣。此后朝鲜将事情的经过向明朝汇报。这一史料证明，世宗时期，其政府内有识读蒙古字者。
成宗二十三年正月（明弘治五年，1492年），右承旨权景禧报告称“谕都骨兀狄哈之书已用蒙古、女真语翻译，何以处之”。[36] 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蒙古学翻译蒙古书，呈兵部[37]。上述资料提及的这些识读蒙古语者，及蒙古语翻译人员，均应是司译院蒙学培养出来的。
结语
一、高丽忠烈王时司译院始置，蒙古字学所教习文字有两种，即伟兀真和帖儿月真。
二、朝鲜司译院“蒙学”，以《蒙语老乞大》为教科书。
三、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习学帖儿月真文字，即八思巴字。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司译院“蒙学”习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
四、至中宗时期，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很少有生徒学习蒙语了。
[1] 《李朝实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实录一》卷4。
[2] 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3]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百七十辑，1999年，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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