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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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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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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蒙、倭、女真等四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
世宗创造“训民正音”[15]文字之前，历代王朝所建儒学学校，一直使用汉字。学习汉语者，以当地乡音读汉文字，即以一种“吏读”[16]法来读汉字。因此，在以往学校读儒学经史，不一定都以汉音来读汉字。这样一来，在司译院学习汉语者，常受乡音影响。因此，世宗才对在司译院汉学习读汉语者，规定了在本院不得用乡音的禁令。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其余蒙、倭、女真学，亦依此例施行”。[17]
成宗时期，“四学”的待遇下降。故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四学”生徒的措施。并对司译院“四学”、岁贡生徒人数，作了新的规定。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规定，因蒙、倭、女真学人员和生徒，都是居外（应指外方选送的）之人，故对同住父兄弟姪，实行免役。无亲属者，另给俸和衣物。在大典内，同住的亲属中，有一人不能定役。如果同住父兄子弟各自有役的话，只给一人奉足。户内三丁以下，也不能定役。户内没有人丁，则许亲属一人免役。并声明，鼓励汉学，也依此例。
世宗时期，汉、蒙、倭、女真学，依“四学”例供馈。学员享受政府津贴，故能安心学习。但到了成宗时期，供馈不继，贫寒生徒终日受饿，学业难持。“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总不满。因此，成宗九年司译院向政府请求给提供供馈。同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18]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
以上所述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世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级官员及学生教学活动要求严格，并向生徒提供供馈。到成宗时期，因供馈不继，致使汉、蒙、倭、女真各学学员人数减少。因此，政府采取了对生徒亲属免役，提供奉足等措施，鼓励司译院“四学”生徒，并增加了岁贡的人数。其二是，由于朝鲜成为明藩属国，汉语成为正统。其重要性远非蒙古、日本、女真语所能及，而且，蒙、倭、女真学生徒，是从地方选送，食宿不便。“四学”中蒙、倭、女真学与“汉学”三科之间差距甚大。蒙、倭、女真各学，所习者日减。出现这种差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朝鲜历代王朝所建学校一直使用汉文字。
朝鲜司译院“四学”对培养的翻译人员，有不同的要求，似乎对汉、蒙、倭、女真学生徒，是否能够进行翻译非常重视。对汉、蒙学生徒，根据不同程度，分为不同的档次。能够进行翻译，会写文字，又通语言者为最高级。以“汉学”为例，从其所规定科目看，既通汉语，又通吏文者，为第一科；汉语程度稍逊或略通，一半及不懂吏文者分别为第二、第三科。第一科出身者，兼通汉、吏，能够从事从汉语译为吏文，也能将吏文译为汉语。例如，中宗二十三年（明嘉靖七年，1528年），令译官李和宗翻译建州卫所通文书，并将朝鲜方面复信译为“吏文”。[19] 由此可见，朝鲜司译院培养从事双向翻译的人才。兼通汉语和吏文者，比反通汉语者待遇要优厚。“蒙学”也是如此。
“蒙学”及“帖儿月真”
对朝鲜司译院“四学”之“蒙学”及其蒙古语教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自高丽忠烈王时代司译院始设，到朝鲜时期司译院的发展演变，及其蒙古语教学逐渐衰落的过程。
明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太祖元年，1392年），明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由此，朝鲜半岛与北元的关系基本被切断。但朝鲜司译院“蒙学”的教学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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