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描述枣椰树及其果实的各种性状，称：“波斯枣，出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9]天宝五载（746年），陀拔思单国（Tabaristan）曾向唐朝献“千年枣”[10]。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次贡献的千年枣是果实还是植株，但是昭宗时（889-904年）人刘恂亲眼见到广州城内种植的枣椰树，他将广州枣椰树的果实与“番酋”带入唐朝的原产地的产品及北方的青枣进行了比较，并携回枣核，尝试在北方种植，但没有成功。据刘恂记载：“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海棕。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北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叶已尽，朵朵着子，每朵约三二十棵。刘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其核与北中枣殊异，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恂亦收而种之，久无萌牙。”[11]唐代药物学家对枣椰子补中益气、止咳去痰的性能也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12]。
此外，唐朝还引进了菩提树和娑罗树。菩提树即荜钵罗树（Pippala），根据佛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一棵荜钵罗树下得道觉悟的，所以又将荜钵罗树称作“菩提（Bodhi，意译“觉”）树”或“觉树”。早在南朝时，菩提树就已引进了中国，但是在唐代，菩提树还继续保持着强烈外来色彩和浓郁的宗教意义，贞观十五年（641年）和二十一年（647年），天竺国和摩揭陀国分别遣使向唐朝献菩提树，可知菩提树这时还在被引进之例。
与菩提树十分相近的是娑罗树。据信，释迦牟尼当年是在一片娑罗林中涅槃，并因此得到了“娑罗树王”的称号，天宝初年，唐朝安西四镇至少两度从拔汗那采进娑罗枝条，向朝廷进奉。在张谓“进娑罗树枝状”中，称娑罗树“特称奇绝，不庇凡草，不栖恶禽”， “但以生非得地，誉绝因人，荣枯长在于异方，委弃不闻于中土”，故有必要在唐朝移植。虽然前一年安西已采进娑罗树枝，但“伏以凡遵播殖，贵以滋多。今属阳和之时，愿助生成之德。近差官于拔汗那又采前件树枝二百茎，并堪进奉”，所以遣军将李滔押领赴京[13]。这是一条非常罕见的唐朝官员有目的地引进外来树木的记载。“不庇凡草，不栖恶禽”云云，同样着重强调了娑罗树的宗教意义。
此外，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许多外国的树木，并准确记录了它们的外国名称，但是这些树木是他在唐朝所见，抑或是得自传闻，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了。这些树包括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无石子树（出波斯国）、紫矿树（出真腊国）、婆那娑树（出波斯、拂林）、偏桃树（出波斯国）、槃砮穑树（出波斯国、拂林国）、齐暾树（出波斯国、拂林国）、没树（出波斯国）、胡榛子树（生西国）以及大食勿斯离国生长的果实重达五六斤的石榴树等等[14]。段成式记载的这些树木主要是果木和能够提取香脂的树木，这与唐朝盛行“胡食”和对香料的巨大需求是一致的。
唐朝引进的观赏性植物主要有伽毕失国的泥楼婆罗花（青睡莲），罽宾国俱物头花（白睡莲）和“生西国，胡人将来”的红莲花和白莲花[15]。段成式也记载了唐代以前就早已传入的红、白莲花、那伽花以及水仙和茉莉花等。段成式将水仙称作“捺祗”（中古波斯语nargi） ，并谓“捺祗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如此详细的描述，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特别指出：“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在野悉蜜（茉莉的中古波斯语名yāsmīr的译音）下也说，“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其香滑。”[16]同样对这些植物制作芳香制剂的用途非常感兴趣。
蔬菜对人民的日常生活最为重要，但是这方面的记载却相对较少。最集中的记载见于贞观廿一年（647年）通过泥婆罗国引进的波稜菜、酢菜、胡芹和浑提葱[17]。
波稜菜就是今天特别常见的菠菜。据研究，菠菜在印度斯坦语的名称叫palak，汉语“波稜”应该是来源于与这个字类似的某种印度方言的译音。菠菜最初可能起源于波斯，所以方士又称它为“波斯草”，孟诜《食疗本草》指出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的特点，认为“北人食肉、面，食之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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