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来之物，大象与犀牛多少带有一些神密的成分，如唐人认为象胆位置在腿部， “春在前左，夏在前右”，随四季的迁转而游移不定。犀牛通天者必厌恶自己的影子，所以常饮浊水等等[41]，但是在唐人心目中最具有神奇色彩的是作为兽中之王的狮子。狮子的读音大约相当于ˊsiˊsak，很可能是来自吐火罗语的译音。贞观九年（635年）康国向唐朝献狮子，虞世南奉旨作“狮子赋”，称狮子“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42]，表现了时人对雄狮的敬畏之情。又据称，玄宗朝以画兽类著称的韦无忝，曾画过一幅外国献狮子的画像，展开他画的狮子图，“百兽见之皆惧”[43]。不仅如此，在唐人看来，一切与狮子有关的物事，都具有神秘的力量。以狮子筋作琴弦，“鼓之，众弦皆绝”；以狮子尾作拂尘，“夏月，蚊蚋不敢集其上”[44]。甚至狮子的粪便也可以杀百虫，点燃之后可以“去鬼气”[45]。最有意思的是，据称在开元末年，“西国”献狮子，途中系于井侧树干上，“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46]显然是有意将西来的王兽与东方神兽相提并论。

此外，唐朝引进的野兽还有豹、鼠、羚羊、蛇，以及不能确知的天铁熊、天狗等。

唐朝引进的家畜以狗、马居多。马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役畜，而且是衡量武力强弱的重要指标。永隆二年（681年）唐朝监牧的马死了18万匹，后来的史臣在评价这件事时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殆。”[47]可知马在当时对于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意义。引进外来马，不仅意味着唐朝国家控制马匹数量的增多，而且对唐朝马匹品种的改良也具有关键的意义，所以唐朝对于马的引进非常重视。唐朝外来马主要是从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和大食国引进的，前者是自汉代以来盛传的所谓“天马”即大宛马的产地，而后者则是优良的阿拉伯马的故乡。《唐会要》明确记载康国马“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618-626年），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48]如所周知，今本《唐会要》是宋人王溥在德宗时（780-805年）苏冕撰著的《唐会要》和武宗时（841-846年）崔铉续修《唐会要》的基础上，杂采宣宗以后的史事纂辑而成的。“今时官马”云云，当是苏冕或崔铉的原话。可知唐朝人非常重视官马品种的改良，而外来马也在唐朝官马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是西域诸国与唐朝贸易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唐朝并没有满足西域诸国“贡马”，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前往西域购求良马。如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遣使往西域册立西突厥叶护可汗，使节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徵虽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主旨并不是反对购马，而是如何使“诸国之马，不求自至”。[49]又，据唐人《刘元尚墓志》，元尚“解褐拜掖庭监作，大食市马使，燕王市于骏骨，伯乐顾之龙马，遂使三军迎送，万里循环，荣宠是加，超公内寺伯。”[50]“三军迎送”云云，说明这次前往大食市马的规模是很大的。“大食市马使”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唐朝政府对于马匹品种改良的重视。掖庭监作为正九品下阶杂役，而内寺伯则为正七品下阶，纠察不法之事的官职，超加官爵，并非虚语。

战马之外，唐朝引进最多的马匹是所谓的“果下马”，即专供贵族赏玩骑乘的小马。据唐人解释，“果下”的意思是这种马很矮，可以骑着在果树下行走[51]。但是据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可能是某种外来语的“译音”[52]。果下马多由新罗国贡献。赏玩家畜除小马外，对唐人及后代生活影响较大的还有所谓的“拂菻狗”，这种狗是由高昌转献给朝廷的。据载，武德七年（624年），高昌王麴文泰“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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