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8:32 来源：不详
|
|
|
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