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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种”看高句丽族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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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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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二）
《好太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6]《高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7]都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始祖朱蒙为东夫余王金蛙养子，朱蒙率部自东夫余迁出 “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认为高句丽出自东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三国遗事》引《国史·高丽本纪》：“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证明解夫娄所部原号北夫余，因东迁而改称东夫余。从这个意义上讲，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与称高句丽出自东夫余都是正确的。朝鲜史书一致认为高句丽的统治集团出自夫余人，与上述我们对《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别种”一词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但是，“别种”一词的内涵中还包括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从原部族中分出独立发展。陈寿使用“别种”，也是为强调高句丽人已经脱离夫余人独立发展了，暗示着高句丽人与夫余人不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也证明陈寿已经认识到高句丽人与夫余人民俗方面的差异。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朱蒙所部脱离夫余人独立发展之后，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
首先，高句丽人虽然出自夫余，但夫余国内就包括夫余人、秽人、貊人三种民族成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为夫余王金蛙养子，无疑属于夫余人。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迁，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而没有乌伊。则乌伊、摩离可能是随朱蒙迁徙的部族的名称，在经过长期的对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传说中演变为人名。乌伊，《三国史记》中也写作鸟伊，伊字《东国史略》写作夷，则乌伊也可以写成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岛字原作鸟，唐人改为岛，王肃注：“鸟夷，东北夷国名也”，是尧时东北古部族。乌伊的原型就是鸟夷人，也就是夫余国内的秽人[8]。高句丽一词《阙特勤碑文》作“Bokli”[9]，以汉字标音，正是摩离。《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摩离就是貊的变音，摩离即貊，是高句丽族的别称，摩离的原型就是夫余国内的貊人。由此证明，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秽人、貊人随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着夫余王说朱蒙：“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可以证明随朱蒙南下的不仅仅是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国内的被统治民族秽人与貊人。
其次，朱蒙所部迁入的卒本川一带，民族成份也比较复杂。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朱蒙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说明朱蒙为代表的高句丽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他的母亲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10]，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一带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
《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在夺取箕氏朝鲜政权以前即已“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此真番当为族称。《史记·朝鲜列传》《索隐》注真番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则真番郡即设在真番族的居住区。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11]，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的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12]，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真番人的居住区是夫余人南下的必经之路，朱蒙所部辖区内显然也存在真番族。
《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则早在汉武帝灭朝鲜以前，此“句丽蛮夷”即已存在，隶属于卫氏朝鲜，与朱蒙所部显然族属不同。《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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