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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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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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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bars bäg的部落首领，阙特勤授予他可汗称号，并将妹妹嫁给他。Bars的原义是豹，是很早时期来自伊兰语的一个借词，在突厥语中它的词义扩大，也用来指称虎等大型的猫科动物。[20]]突厥贵族以虎豹为名，说明重视虎豹的传统继续在突厥民族中流传，很可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自拜占廷的虎豹雕像被突厥贵族接受，并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之中。
从文献记载来看, 突厥社会中有专门的金银器制造业，吐鲁番阿斯塔那307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国接待外国客使的“供食文书”，提到突厥贪汗可汗的“金师”莫畔陀曾出使高昌。[21][xxii]高昌供食文书中将外来客使分成待遇不同的下、中、上三等。“金师”莫畔陀的供食等级为上等。可见他在突厥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较高，这也表明金银器制造业在突厥社会中的重要性。[22]圣历元年（678），默啜指责武后给他的“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反映出突厥贵族对金银器有较高的鉴赏力，这进一步说明突厥工匠很可能有能力仿制拜占庭银器的部件。[23]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波马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银器上的虎豹手柄制作的，同时，当酒神崇拜在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廷湮没之时，我们却看到虎豹手柄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又同酒器联系起来。丹尼斯·塞诺曾经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麽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的渗透到了欧亚内陆。”[24]波马的虎柄金杯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了突厥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成就。
1 安英新：《新疆伊黎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4-14页。
[2] 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190-191页。
[3] 参见，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0-105页。The Oxford Classics Dictionary， 478-482.
[4] 这类虎豹形象的造型基本一致，区别仅仅在于身体上的花纹。虎纹是条状的，豹蚊是斑点状的。
[5] Richard Ettinghausen, From Byzantium to Sasanian Iran and the Islamic World: Three Modes of Artistic Influence, (Leiden: Brill 1972), pp. 2-8. fig. 5.
[6] Ettinghausen，前揭书。
[7] Ettinghausen, fig.28. See also, Umberto Scerrato, “Brocca Bronzea iranica con ansa zoomorfa in una collezione privata a Roma,” Arte Orientale in Italia, (Roma 1971) vol. 1, pp. 61-75,especially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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