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总要·北番地理》就是依辽朝5京四面州县分别编排的，这可能成为辽宋金时期编纂辽朝地理书的通行体例。要收录那么多州县，仿照《唐书》按区域分道编排实便于操作。今本《辽史·地理志》虽然不乏脱漏讹误之处，但观其所叙州县废置、隶属、户口，元朝史官必有所本。据冯家升先生考证，今本《辽史》取材的底本主要有三：辽耶律俨《实录》、金陈大任《辽史》、署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由今本《辽史》考证，辽修《实录》由帝纪、志、列传组成，志部分至少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金修《辽史》也是纪传体，志部分至少有《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王廷认为，耶律俨编撰了后世称为《辽史》的纪传体国史，后来又在前代史臣《七帝实录》的基础上续修《道宗实录》，《实录》为编年体史书。今本《辽史·地理志》其内容实出自耶律俨《辽史》和陈大任《辽史》的相应部分；辽朝地方行政变动之频繁，陈大任之草率，元代史臣之轻脱，是《辽史·地理志》部分章节疑乱难读的重要原委。[4]至于今本《辽史》之《地理志》《兵卫志》所谓5京管辖诸军州，则是元代史官自己臆加的，并非沿袭辽金史官之旧说。元代史官认定辽代州县分隶5京道，除了受前代围绕辽5京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影响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一定加深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如圣宗统和七年(989)“诏谕三京诸道”，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十四年“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本纪》中还多次记载朝廷遣使按问5京囚（道宗咸雍七年、大安六年），决5京滞狱（道宗寿隆六年）。直到今天，人们仍以上述记载作为辽朝实行5京道制的根据。
今存宋人文献，如专记交通地理的“使辽行程录”，[5]专记辽朝官制的《契丹官仪》[6]、专记辽朝地理的《北番地理》《地理丛考》[7]，详记辽末史实及辽朝各类府州的《亡辽录》[8]，以及《契丹国志》，等等，均未提到辽朝是依京划道管理州县的。已经面世的辽代石刻，见有州县前冠以所属府或节镇州名的，如《大辽国析津府蓟州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大辽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等[9]，尚未见冠以道名的。这样，辨析一下《辽史》及辽代石刻中有关“道”的记载究竟何指，或许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太祖天显元年（926），契丹灭亡渤海国，渤海“安边、莫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或刺史辖区。圣宗统和元年（983），“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勿得阿顺”（《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辖区。统和七年，“云州租赋请输本道”（《本纪》），“本道”当指云州节镇。《贾师训墓志》载，师训“徙同知永州军州事，奏减其部并邻道龙化、降圣等州岁贡行在役调”(《辽代石刻文编》)，这里永州为观察州，龙化州为节镇州，降圣州为刺史州，均直隶宫卫，皆处《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既称邻道，则不同属“上京道”明矣。看来直隶宫卫或朝廷、不同级别的州均可称“道”。《本纪》中的以下记载，如景宗保宁六年（974），“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圣宗统和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统和二十一年，“罢三京诸道贡”；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这里不说三京道、五京道，而是说三京诸道、五京诸道，这里“诸道”当指诸节镇州或直隶朝廷、宫卫的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州。统和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这里“诸州”正是上文所谓“诸道”。诸京府、节镇合称诸道京镇，如统和二年，“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本纪》）。至于《本纪》中多次出现的遣使按问5京囚、决5京滞狱等记载，并非针对全部州县地区的，应是单指京府而言的。朝廷曾多次遣使分道、分路审决刑狱，也曾遣使审决某府某州刑狱。[10]5京并提，大概是因为5京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狱讼滞积，所以朝廷不时遣使审决。
事实上，辽朝州县行政区划基本因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道）—（防御使、观察使、刺史）州—县三级制度。《宋朝事实·经略幽燕》谓“契丹有五京，上镇十二，中镇六，下镇七，观察州十三，刺史上州九，中州十一，下州三十四”。[11]《亡辽录》将辽朝的府、州分为京府、大藩府、节镇州、刺史州、观察、团练、防御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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