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新，驗之於天，若合符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數萬里不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以記我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49]不過，屆“辛巳歲”，蒙古已成功地完成對“阿謀河”北地區的經略，當茲時候，始發現“征伐”的“預言吉徵”，實在是有點“馬後炮”；這也是耶律希逸之說值得“懷疑”的另一個方面。比較起來，只要將“壬午九月”成吉思汗“駐蹕”已在“阿謀河”北的記載加以否定，宋子貞之說也就“無懈可擊”了。《甘水仙源錄》卷二陳時可〈丘處機本行碑〉：“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十月，］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丘處機）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50]
“奧卡狓”的形態與宋子貞的“角端”描述尤其符合。由於雄獸二個角呈直線排列，正面看到好似只有一個，即“獨角”。而其身形既能“隱在林中”，自然難免被“錯看”作“綠色”。儘管，時至今日，這種與中古時期的“瑞獸”之一“麒麟”—長頸鹿（Giraffa camelopardis）類似的“珍獸”，僅生活在中部非洲的密林裏；不過，似乎仍有“資訊”顯示，在若干世紀以前，中西亞的地面上曾經棲息著這種同樣被視作“瑞獸”的動物，那就是已見前引之“桃拔”、“符拔”、“扶拔”。[51]《後漢書》卷八八〈安息傳〉、卷四七〈班超傳〉：“章和元年，安息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是嵗（章和二年），月氏貢奉珍寳、符拔、師子”。[52]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四：“條支國獸有桃拔、獅子、犀羊”。[53]以上名稱，正是“奧卡狓”一名的音譯。至於長有“獨角”的印度犀，似“牛”而非“鹿”。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七：“嘉祐三年六月，交趾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言：昨南雄州簽判、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朝廷殆爲蠻人所詐。又，知虔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廣州嘗有蕃商辨之曰：此乃山犀爾”。[54]
檢閱現存的記載，不見“當事人”耶律楚材有任何與“角端”相關的敍述。但是，根據稍晚時人陸友仁的提到，其所著《西遊錄》一書中似乎曾經有過涉及。而今本的這部分文字，業已絕而不見。《研北雜誌》卷下：“耶律楚材善博物，甞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于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55]除外，關於“角端”，尚有純粹是“捕風捉影”的“訛傳”。《南村輟耕録》卷五〈角端〉：“至正庚寅（十年）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佛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爲賦題”。[56]長谷川信《農田餘話》卷上：“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自中大蛇。故試場以角端爲題”。[57]最爲令人莫名其妙者，馮甦《滇考》卷上：“神宗段祥興以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初，元太祖｛特穆津｝［鐵木真］將南征大理，至鐵橋石門關，遇角端獸而還。至是，已滅金圖宋，先謀取蜀。宋余玠守重慶，元不能入，乃議由吐番出大理”。[58]元太祖之卒年，在宋“寶慶三年”，下距“嘉熙三年”十四年。
Animal Jiaoduan
and Chingis Khan’s Returning after Victory from West
Abstract: It is a well-known but doubtful story that Chingis Khan returned after victory from the west soon after he had heard of the animal Jiaoduan’s appearing. Based on col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mate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