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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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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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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如iʧgɛry（向里）；某些词为长音形式，如quum（沙）、qïïn（金）。这些特点都表明，文书属于早期的突厥语文献。
“都统”（Tutuŋ）之称曾见于敦煌文献S.6551号讲经文，为唐代高昌的最高僧官。根据此文书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称的另一侧的粟特僧人画像，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三位高僧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正是高昌汉人“兼用胡书”、“皆为胡语”的体现。
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据《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记载，法惠为西州高昌县崇福寺僧。《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第10、11行之间的“崇”字“为正面《转读经业牒》之押署”，亦即出自崇福寺。如前所述，“宁戎窟寺”（宁戎寺）系因地处“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而得的俗称；石窟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车师）人的聚居之地。《元和郡县图志》称高昌县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前庭县。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残籍》（该墓出土文书起文明元年止开元九年，即684～721年）有“东崇福寺”[25]（P171）四字，当是指高昌县城东（实为东北）而言。笔者推断，崇福寺也便是宁戎窟寺（宁戎寺）：前者为其正式名称——“崇福”二字点明了麴氏高昌通过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而实现“永固邦疆”的愿望；后者则是因地处宁戎县而得的民间俗称。这也是作为崇福寺僧的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人的画像之所以出现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原因所在。而三位高僧之所以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壁画之所以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作为佛教寺庙之所以同时又有许多摩尼教洞窟，均与该寺的性质、功用密切相关。
三
自贞元六年（790年）秋回鹘据有高昌[35]后，该石窟寺也就自然成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这也是在该寺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有20多窟都绘有回鹘供养人像的原因所在。第32窟两侧内壁的三排回鹘男女供养像，当就是于这期间绘制的。上排三身回鹘男供养人像身着红色圆领长袍，腰间系带，佩打火石、磨刀石、解结锥、刀、绳、巾、针筒等韦占 韘七事；头冠为金色，形如竖起的荷花瓣，前低后高，上尖下圆，有冠带系至颈下（下排男供养人的头冠亦同）；榜题已漫漶不清，大意为：“此为勇猛之狮、治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之像”（见图6）。中排女供养人像身着桔红色窄袖通裾大襦，领口刺绣着卷草纹图案，颈下圆领内衣外露；两鬓包面，上面插满凤钗金簪；头冠前指上翘（见图7）。正与《旧唐书·回纥传》记太和公主出嫁回纥登罗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时“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相同；脑后垂一条长红绢，中间挽花结；右上方的回鹘文榜题清晰可辨，大意为：此是高贵的王后之像。男供养人像“与敦煌莫高窟属于11世纪的409窟男供养人的服装完全相同”，而女供养人像与莫高窟第409窟女供养人像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后者为桃形冠[2]。莫高窟61窟的宋代女供养人像也同样为桃形冠（见图8）。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石窟群开凿年代较晚的石窟（如第26、47、56、76窟）中，女供养人像亦是头戴桃形冠。另在北庭大佛寺遗址壁画中的一对供养人像，亦是男戴桃形高冠，女戴桃形凤冠（见图9）。头侧回鹘文榜题分别为：
Kyn Aj T(æ)ŋri-lar-tɛg ɛl tutmïʃø… arslan Bilgɛ……（T(æ)ŋri）dɛm ïduq kørki bu ɛryr.
译文：此为日月之神一般的、镇国于（伽？）阿厮兰(狮子)毗伽(睿智的)神圣亦都护之像
Bu itiŋʧ qïz T(æ)ŋrim kørki ol.
译文：此为依婷赤公主之像
回鹘文榜题中男供养人的名号，表明应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而女供养人的头饰，可证此类桃形冠女供养人像的绘制年代要晚于第32窟。
纵观回鹘女供养人像的头冠，按年代先后，可分为“如角前指”的金饰冠、桃形冠、两立柱红缨穗饰冠、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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