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捕律》的頒行年代也在高后二年七月以後

《張家山漢墓竹簡》一書所收《捕律》內容包括簡138－155。王偉先生根據竹簡出土位置所提供的線索，認為原《錢律》的簡204、205應當歸入《捕律》[16]，結論可信。彭浩先生在王說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簡206、207也應當從《錢律》改歸《捕律》。彭浩先生云：“律文是有關犯有盜鑄錢及佐者等罪的人若捕得同案或因其自首、舉告而‘吏捕頗得之’便可獲免罪的規定，並非對盜鑄錢等罪的量刑、處罰。《錢律》簡201－203則是專門對‘盜鑄錢及佐者’、‘智（知）人盜鑄錢，為買銅炭，及為行其新錢，若為通之’，及知情不舉告者的處罪規定，與簡206、207的內容並不相同，故後者應歸入《捕律》”[17]。彭說可從。以上四條律文都有“盜鑄錢及佐者”字樣。上文已經說道，高帝時允許民間私鑄錢，因而是不可能有“盜鑄錢及佐者”的相關法律規定的，作出此規定應當是高后二年七月幣制改革的體現。這說明《捕律》的頒佈年代應當也在高后二年七月或稍後，不得超過高后二年。

三、《秩律》的頒行年代在高后元年四月以後

關於《秩律》的頒行年代，高敏先生云：“應制定于惠帝即位的五月詔時”。其證據是律文中有高祖“長陵”，秩八百石。《漢書·高后紀》六年條云：夏四月……秩長陵令二千石。”又因《秩律》有“衛將軍”之名，而《漢書·文帝紀》前元二年十一月詔曰“其罷衛將軍軍”，認為文帝之初是改易《秩律》之始[18]。

我們不同意其看法。其實《秩律》律文中隱含著相當多的年代信息，有些更是相當精確的傳達出了《秩律》的頒行年代。我們來看以下律文：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雒陽、酆、雲中、□、□□、□□、新豐、槐里、雍、好畤、沛、郃陽、郎中司馬，𧗿 <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

（简443－444）

長子、江州、上邽、陽翟、西成、江陵、高奴、平陽、降(絳)、酇、贊、城父……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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