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上述幾個特定的時間區限，《秩律》律文還傳達有另外一些年代證據。

“長安”（簡443），《漢志》：“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史記·高祖本紀》：“（七年） 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新豐”（簡443），《史記·高祖本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 《漢志》：“京兆尹，故秦內史……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長陵”（簡450），高帝陵，漢初屬奉常。《漢書·高帝紀》：“（十二年）五月丙寅，葬長陵。”“萬年邑”（簡465）[29]，劉邦為其父所立之陵邑，漢初屬奉常。《漢書·高帝紀》：“（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注：“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史記·秦本紀》：“城櫟陽”，《正義》引《括地志》云：“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以上是高祖六年至十二年的年代證據。

“宜成”（簡448），即 “宜城”[30]，屬南郡。《漢志》：“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池陽”（簡450），《漢志》：“惠帝四年置。” “長安西市”（簡458） ，《漢書·惠帝紀》：“（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 “靈州”（簡463），《漢志》：“惠帝四年置。” “圜陰”（簡463），《漢志》：“惠帝五年置。”以上是惠帝三年至六年的年代證據。

由此可見“漢王二年”說或“惠帝即位的五月詔時” 說對於《秩律》顯然都是不能成立的。曹旅寧先生將張家山漢墓竹簡有 “盈”字，不避漢惠帝劉盈之諱，作為主要的年代判斷標準，看來失之武斷。從我們分析得出的結論，至少在高后二年以前所頒行的法律律文中，是不避惠帝之諱的，其原因我們不敢妄論。 

結論

以上《錢律》、《捕律》、《秩律》三种律文，根据我们的分析，应当都是吕后时期所制定，颁行的年代均不得晚于二年。再聯繫曆譜，《具律》，《津關令》所傳達的“二年”信息，我們只能將《二年律令》之“二年”理解為是“呂后二年”。《二年律令》中其它部分律令，其主體部分可能并非都是吕后时期所定[31]，但《錢律》、《捕律》、《秩律》与其他律令都属《二年律令》，彼此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整个《二年律令》应当也是吕后二年所颁行的。

[1]參《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整理者“說明”。

[2]李學勤：《論張家山247號墓漢律竹簡》，《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3]陳偉先生云：“頗疑高后元年魯元公主（張偃母）卒，偃封魯侯（或在二年）。高后六年張敖（張偃父）卒，偃晉封魯王。”（陳偉：《張家山漢簡<津關令>中的涉馬諸令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第1期。）

[4]彭浩：《〈津關令〉的頒行年代文書格式》，《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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