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參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王樹金先生認為更準確的定義當作“漢王二年”（《<二年律令>法律內容制定年代考—— 兼談“二年”的時間問題》）。

[7]曹旅寧：《《張家山247號墓漢律製作時代新考》，載《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8]我們所指的“以後”將前面的時間包括在內，下同。

[9]參高良荃、趙光懷：《漢初貨幣政策與漢初政治》，《管子學刊》，2002年第2期。

[10]參高良荃、趙光懷：《漢初貨幣政策與漢初政治》，《管子學刊》，2002年第2期。

[11]參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12]簡206－207實歸《捕律》，此為說明方便，暫置此。

[13]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

[14]翦伯贊：《秦漢史》第27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15]參高良荃、趙光懷：《漢初貨幣政策與漢初政治》，《管子學刊》，2002年第2期。

[16]王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初探——以竹簡出土位置為線索》，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2月22日。

[17]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載《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8]參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19]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

[20]參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第28，29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22]參周天遊、劉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簡讀》，《文史》2002年第3輯。

[23]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24]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

[25]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26]“四川郡”，《漢志》作“ 泗水郡”，《史記·高祖本紀》、《絳侯周勃世家》等篇作“泗川”。目前發現的秦漢出土資料均作“四川”。如西安相家巷出土有“四川太守”、“四川尉印”、“四川水丞”秦封泥，日本菅原石廬藏有“四川輕車”印（參王輝：《古璽印文雜識（18則），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2年）。

[27]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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