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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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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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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甚至也得到极其封闭和抽象的解构理论的认可。因为解构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也受到了质疑。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这种不断的超越（它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甚或可以说，它将逼着阐释承认：任何一种观点总要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所以我们说，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4]
这里，格林布拉特不仅追溯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哲学对英美文学批评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影响，而且说得很到位，颇令人信服。文本的不确定性，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混淆，能指将超越意图、并颠覆意图，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宕，同一文本存在着相互取消、而又相互影响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解构批评的基本立场都得到了他的肯定。然而，当这篇论文被收入作者的《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一书时，这一段引文却耐人寻味地被删去了。作者不希望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有什么瓜葛是可以肯定的，但出于什么更具体的动机则令人费解。看来，回答也许要在讨论了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关系之后才能找到。
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到格林布拉特最初确定其新历史主义立场时所做的思考上。格林布拉特在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要点的一篇论文中，曾分析了他为什么不能投靠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而必须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原因。他发现，人们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一个既无天堂式起源，又无千年至福式企盼的世界上”。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描述，例如詹明信和利奥塔这两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就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詹明信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公共”与“私人”、“政治”与“诗学”、“历史”与“个人”等“功能性的区分”都是虚伪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让人类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奥塔从他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则认为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林布拉特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中，所谓的“历史”只是“外加在一种理论结构上顺手捎带一样的装饰”。于是格林布拉特问道：那么，真正的“历史”，那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存在在哪里呢？他发人深思地回答说：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此话怎讲？格林布拉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已是社会现实上升到话语层面后形成的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的表述，这个“资本主义”，已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为此，这才有了下文进一步的界定：它（资本主义）既不存在于审美领域，也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在审美与政治、虚构与真实等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不断地“周转”(circulation)、“交流”(exchange)；一种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的“商讨”(negotiation)等等。[5]
格林布拉特这篇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宣言的论文，其实已经用了再明确不过的语言承认，新历史主义的认识起点是建立在利奥塔、詹明信等人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基础之上，它已经在认识前提上否定了此前既定的人文观念的分类，也放弃了对于某一最终真实的追求。这样，把新历史主义看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表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质疑
虽然“新历史主义”的命名系格林布拉特所为，但他不久却放弃了它，觉得还是最初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1980)中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更符合他的原意。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文化诗学”进一步作了具体的界定：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不同的文化实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在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更明确的理论界定和建构方面，恐怕还是应该说是加州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路易·A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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