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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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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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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样“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文本，因此认定“历史”的真实性只能是转喻性的，历史话语的论证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第二级的虚构物；而对立面的意见则认为，“历史”首先是对于所发现的事实的一种“报告”——其中包含了历史学家对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的信念，包含了他对这些事实的理解，也包含了他所能设想的关于这些真实情况的种种原因和意义的论证等等。批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怀特所持的立场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决定论”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他就只能看见他的语言所允许他加以概念化的东西。批评意见认为，怀特还不仅仅是混淆了语言的本义用法和语言的比喻用法，而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the"reality")的存在，把实实在在的“现实”，幻化为曾受到罗兰·巴特严厉讥讽的一种“现实-效应”(the"reality-effect")。难怪有人要诘问，既然怀特把一切都视为虚构，那么他的话语转喻论本身是否也成了一个虚构。[16]
怀特对批评意见进行了全力反驳，反驳的意见在理论上似乎也站得住，就其自身的逻辑推论而言，甚至可以说无懈可击。对“历史”这个本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认识竟如此大相径庭，其症结和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以怀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史学理论家把历史仅仅归结为文本，他们把那个实实在在发生、并产生影响的事件彻底地放逐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历史”是文本，他们一直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而我们则认为，“历史”首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其真实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而不是文本。以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例，问题就再清楚不过了。大战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大战所造成的影响，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文本、仅仅局限于文本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应该诉诸我们起码的良知而坚定自己的信念。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纳粹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犹太人，然而纳粹罪犯福利森在战犯审判时却对这一大屠杀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使30万无辜生灵涂炭，然而这一惨案至今却仍被日本的正史排斥。邪恶势力企图改写历史文本的事实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把历史仅仅等同于文本那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人们也许还都记得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大火。那场暴乱的起因是三名白人警察殴打一名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黑人。受害者向法庭投诉，法庭审判时重新播放了目击者录下的当时警察施暴场面的录象。被告的辩护律师以审查事件的全过程为由要求将录象定格后逐一回放，于是警察施暴打人的连续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一个互不连接的单一镜头。律师辩解说，从这些单一的镜头，人们根本无法判定被打黑人在那一个即刻是否已经放弃了反抗，警察既然无法判定对方是否还要还手，于是他们的拳打脚踢便成了制服罪犯的需要。于是施暴反被说成了自卫，施暴者被宣判无罪释放。不公的审判激起极大的民愤，终于酿成洛杉矶的大火和暴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审判结果竟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认识意义。有学者指出，这一黑白颠倒的审判结果，恰好揭示了将最终所指放逐的解构主义阐释学的要害。解构主义的阐释理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承认语言有最终的所指，它把语言文本的意义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能指符号的置换链，而文本的即刻意义（一如那录象的定格镜头）便成了没有确定意义的一种意义的可能。[17]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建立在纯语言层面的构想，然而语言的实际运用则总有其最终的所指。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说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否有最终的所指。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这就是我们唯物主义者对于怀特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 注释：
[1]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3年第5期
[2]参见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3-4;p.179.
[3]J.Hillis Miller,"Presidential AFFress(1986):TheTriumph of Theory,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and the Questionof the Material Base,"PML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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