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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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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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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酬士(Louis A. Montrose)的贡献更大。他自80年代以来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A PoeticsRenaissance Crltre,198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1986)和《文化诗学与政治》(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1989)等一系列的论文，深入探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和来龙去脉。
与格林布拉特稍显不同的是，孟酬士明确肯定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他认为，米勒将语言与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是偏颇的。[6]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从来都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被认为是由话语构建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又是所谓的“对话式的”，要受到社会物质方面的决定和制约。孟酬士指出，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共同的信仰、观念、价值观系统，而近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术语越来越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被塑造、再塑造，以致成为该社会一个自觉的公民这一过程联系在一起。这样，任何一种专业活动，连同其内容，就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从事此活动的专家学者本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它同时又在积极地使这些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具体化。而从这一角度看，米勒所谓的“纯粹的语言方向”中的“语言”，实际上就仍然应该是站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立场上的产物。[7]
孟酬士对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承认这一研究构想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史性文本”，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取向的历史观”，一种“既是历史主义、又是形式主义”、“两者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孟酬士说，过去以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区别是勿庸置疑的，而新历史主义之“新”，则在于它摒弃了这样的看法，它再也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了。除上述这些理论阐述，孟酬士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准确描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一种颇为醒目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则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8]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多半是由于这一表述自身结构的工整和均称，于是很快就被看作是对新历史主义特征的最好归纳之一。也许是为了衬托新历史主义的“新”，传统的历史主义便愈来愈被描述成了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一成不变的记录。好像只是到了新历史主义者，才发现历史是处于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之中。殊不知，这实在是对传统与现状的一种双向的误解。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教授在他的专论《新历史主义及其他一些老话题》(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1991)中指出，西方文明进入所谓的“现代”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再也不像古代或中世纪时那样相信一个封闭的宇宙，而是设定下一个开放的境地，始终着眼于未来，尽管这未来很可能包含着将先前的连贯性摧毁、并使过去认为的“现实”变得不真实的各种成分。而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一个个“事件”就不是孤立地发生在历史之中，而是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于是我们看到“顺时性”(temporality)成了“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现实”是有时间意义、时间内容的，也就是说，“现实”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由于这一缘故，历史的不断重写就成了一种必须和必然。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歌德当年就有言，历史必须不断改写应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根据这一切，托马斯教授认为，产生于现代想象的“历史主义”，其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求新、不断更新的历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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