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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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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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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期动荡不定、充满危险的政治的一个缩影。15世纪90年代的初期，莫尔还只是摩尔腾大法官家中的一个听差，可是，近40年法律、外交、议会政治等朝政事物的风风雨雨，竟使他于1529年成了沃尔西枢机主教的接班人，继而又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然而，仿佛是应验了他自己对于权贵的一种莫名的恐惧，由于他拒绝支持亨利八世国王的离婚，他于1532年5月不得不辞去了大法官的职务，而后来又由于他拒绝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则使他身陷囹圄，并于1535年的7月6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则希望我们接受另一个莫尔的形象：身居高位时的莫尔怀有一种特别的心情，他野心勃勃，带着某种自嘲自娱，充满了好奇心，又有几分厌恶；他仿佛在观看一场虚构大戏的演出，自己也为它的非真实性、为它凌驾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力量所倾倒。格林布拉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是生活在幻念之中，一个幻念接着一个幻念，从他的《安逸与困苦的对话》到《乌托邦》，幻念不断。人为什么会受制于幻念？莫尔自己的解释是受了权力的驱使，而权利的基本标志，就是以虚构凌驾于世界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已经洞悉政治生活的真谛，然而这所谓的真实其实又是无理可言的荒诞，所有身居高位的人都是受制于幻念的疯人。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切莫小觑了托马斯·莫尔将世界视为一片疯狂的看法，莫尔的这一看法并不仅仅是他的一种修辞技巧，这同时也是他对于人的存在的一种持久根本的反应，他总是以一种充满睿智的人生态度面对险境，格林布拉特称此为莫尔所特有的“超脱”(estrangement)。
格林布拉特试图重新勾画一个他所理解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这里十分有趣的是他所作的一套论证：为了论述他所理解的托马斯·莫尔的可信性，他的别具匠心真是令人叹服。首先，他对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英王亨利八世的御前画师小霍尔拜因的一幅题为“外交家”的名画——进行了一番分析。这幅画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画面上是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派出的驻英大使和大使一位朋友的正面像，两人之间摆着一张桌几，上面的陈设和各种杂物，都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在并排站着的两个画中人的前下方，有一片模糊不清的光影。行家指出，这是画家以另一个透视角度和另一种比例尺寸画上了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若想看清楚这骷髅，你必须将画面调换一个角度，而且要看得十分的仔细。这样，在这同一幅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而且相互抵消的画面，你若想看清画中的另一层面，就必须放弃那个被认为是“正常的”视象，把画像置于我们所习惯的透视角度以外。就绘画语言而论，这种“顾此失彼”的设计，似可看作是一种“悖论”(paradox)，而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悖论所取得的画面效果，就在于它能抵制对于真实的明确无误的确定，能够对我们通常用以把握世界的关于真实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对我们十分信赖的符号系统提出怀疑。
那么，格林布拉特绕了这么一大圈所作的这番分析，与托马斯·莫尔的研究有何关系呢？他认为，我们从霍尔拜因画中得到的启发，有助于我们认识莫尔“超脱”的人生态度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文字艺术的丰富内涵。与“外交家”的画一样，在莫尔《乌托邦》的同一文字层面上，也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乌托邦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乌托邦》全书分成上下两部，这种人为的割裂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可以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格林布拉特指出，在语言叙述上，《乌托邦》也多采用与上述总的结构相对应的方式，例如比比皆是的以反面之否定代替肯定的“曲言修辞法”(litotes)，其目的旨在使读者能看到问题的多个侧面；又例如文本本身就存在众多忽隐忽现的断裂，在地貌标识、经济交换、行使权力、犯罪概念以及使用武力等许多问题上，都暴露出一些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乌托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乌托邦必须消除上述种种矛盾才能成其为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中存在着这些用以克服上述种种矛盾的社会政治力量，乌托邦又不成其为乌托邦。格林布拉特说，这些断裂，这些东鳞西爪、互不连贯的叙述“飞地”，不仅破坏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统一，而更重要的是，莫尔的这一叙述特点与霍尔拜因采用的畸变画法一样，起着对文本表现的世界的地位不时提出质疑的作用。[12]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更详尽地转述格林布拉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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