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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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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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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说传统的历史主义本来就包含了对于自身的不断改写，那么，新历史主义的自封之“新”，则又从何说起呢？
说完“文本的历史性”，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新历史主义者提及“历史的文本性”，想必其中已经包含德里达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意思，但是为稳妥起见，他们多半会更加同意F·詹明信关于“历史”的看法。后者在《政治无意识》(The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一书中指出：
依照阿尔都塞“不在场的缘由”的说法也好，拉康的“真相”的说法也好，历史都不是一个文本(text)，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我们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10]
詹明信的这一说法带有某种看似折中主义、其实是机会主义的色彩。他一方面承认“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即历史从根本上说是非文本性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做出一番承认的姿态之后，翻手就把历史的这种本质意义上的非文本性搁置了起来。他说这种非文本性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都只能是具体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这样看来，他对历史的看法与新历史主义者所谓历史的文本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诚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的确都是文本化了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者于是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人们也同样有理由追问一句：当我们得到了由叙述人讲述的无数个版本的故事以后，我们还该不该对那个所谓无法企及的真正的“历史”保留着向往和追求的意向？对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然而却是真正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从此就弃之不顾了呢？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历史教授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一针见血地指出，“除某些突出的例子以外，它（新历史主义）其实并不太注重历史”(not veryhistorical)。[11]她这里所说的“历史”，可以有多种理解。从原文的语境看，它并不是指新历史主义不关心客观发生的“事件”，作者似乎在强调新历史主义看不到自身从事的批评和阐释所具有的历史性，认识不到自己所作的阐释，所发掘出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我们不妨对此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径直批评新历史主义不重视“历史”，不重视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真正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等同于文本，这从表面上看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历史”的确不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的记述，不是无序的文物陈列，不是简单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现在很多人趋向于称它为“话语”，就是赋予了“历史”以某种思想的地位。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对孤立的以往事件的记录，而成了所记录的事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反映了某种理解方式的一种文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或许会为自己过去的幼稚而感到羞愧。可是，我们是不是又得反过来想一想，在认识到“历史”是“文本”之后，我们其实仍不该忘记：这“历史文本”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nothing)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一个对于曾经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所以，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的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在用“历史”来指代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
如果要说新历史主义者有什么差别，这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历史文本中性化，把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放逐了。西方学界由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洗礼，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习惯于意识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穿行，在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旗号下，文本与文本似乎可以不受约束地拼接在一起，从而产生种种无须受最终所指检验的意义。说这些意义无须受最终所指的检验，是因为对于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的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搁置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1980)中对于托马斯·莫尔形象的重塑即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他的一生不啻是文艺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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