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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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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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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而言，中国经济繁荣也许领先于世界，至少不逊于欧洲。但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则缺乏实证。弗兰克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用得自拉丁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等，以至17、18世纪世界生产的白银约有半数流入中国，因而他的书在出中文版时改称《白银资本》。这个论据是难以服人的。我曾对白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0-233，275-287页。。据我看，弗氏对实际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偏高。并且，这时期中国吸纳的外国白银只是供国内货币和银饰之用，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大量白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革命，也没有大量转化为资本。还有，最大量的白银流入是在18世纪后期，占两个世纪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据弗氏说，这时亚洲经济已进入衰落，中国也面临着急剧的失序了。二、中西比较研究
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社会，而中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单批判欧洲中心论无济于事，还是要切切实实对中西经济作比较研究。麦迪森、王国斌、彭慕兰都是把重点放在比较研究上。比较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哪方更富裕些。一是制度性比较，即双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精英等的作用，哪方更先进些。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没有一个综合的指标。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是用GDP来衡量，这是个很好的客观标准。但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事实上，他对宋代GDP的增长估价甚高，而对1280-1820年的估计则是以人均产值不变的假设为基础的，也就是明清经济停滞的观点。1947年他的著作正式发行前，麦迪森曾来华讲述，我作为评论员之一，曾指出这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主要是讲1952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那是无可非议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比较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都有重大突破。过去，西方学者多半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或者多了什么阻力，以至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就把欧洲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各国工业化过程都要走欧洲同一道路。王国斌批判了这种决定论或逻辑实证论的历史观，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正像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一样，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毋宁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于是，他提出另一种比较研究的思路，即一方面以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以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通过比较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创立新的历史观。[13]这也就是从具体历史过程（而非抽象模式）的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
经过对中国和欧洲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这是主要的），并17世纪中国农村工业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王国斌得出双方有很多相似性的结论。而最根本的相似即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是从属于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缓慢增长。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他认为，18世纪中国和欧洲，尤其在双方的核心区即长江下游和英格兰，双方都已面临但并未达到马尔萨斯危机。而正在这时，欧洲因发现新大陆而扩大了资源的基础，这远胜于中国开发边疆所能扩大的资源基础。同时欧洲空前地大量开发矿产能源，突破了对有机能源的限制，并导致工业机械化。于是，欧洲走向以城市工业或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中国仍保持斯密型动力的缓慢增长分道扬镳。可见，王国斌是以经济发展动力为综合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的。
在我受托为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中文版作《序》的时候[14]，他还没有增写他书的最后一章。在他重写的题名"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这一章里，他进一步发挥了比较史学不仅是比较异，而且要比较同，要由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存在的普遍性的理论。这实际上是改造了新康德主义的历史观，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历史有没有普遍规律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他还以专节提出"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常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多是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即就已发生的事情，回溯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这种分析法的好处是，人总是据其所处的时代回溯历史，每一时代的回溯都会给历史以新的意义。而这种方法的最大毛病是会出现目的论或先验论，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作必然的或"应当如此"的事情。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文化特殊性的结果就是这样来的。前瞻性分析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例如18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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