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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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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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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环境，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找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对以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能给以历史的解释。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富有共同性。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的历史观，开拓思路，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恰当的判断。
彭慕兰的《大分流》采用了王国斌的历史观点和比较研究方法，又有创新。他取材甚广，征引文献600多种，包括中国学者的最新论述。这时在美国，有两项反对欧洲中心论并对中国史提出崭新观点的著述引起了热烈讨论，即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研究的危机》[15]，李中清、王丰的《人类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6]。彭慕兰赞同李中清等关于中国家庭早有控制生育的措施和18、19世纪人民生活略优于欧洲的论点。他反对黄宗智关于明清经济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的论点，而取用黄关于江南经济"内卷化"的概念，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十分注意生态制约问题。除一般考察外，彭慕兰把双方核心区，即中国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的英国，作为比较研究的代表。认为18世纪，无论在人口、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方面，或在制度、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方面，双方虽各有短长，而总的看是旗鼓相当的。既然双方经济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市场起到制约作用，那么，哪方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能更适应斯密型增长的要求。也就是市场成了综合指标。他大力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贸易、行会垄断、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迁徙的量和自由度。结论是：江南比英国略有优势。
据他考察，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有限，到18世纪，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以至有不能持续发展或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指标，即看哪方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新古典的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有望于跃过斯密极限或避免内卷化。于是他着重比较了17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地区（纺织业为主）和江南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并为此作了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结论是：欧洲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
那么，为什么英国首先实现工业化呢？如前所述，他主要归之于两项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因：一是英国的煤矿恰临近工业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英国煤矿不仅有地理之便，而且矿区多水，用蒸汽机排水，使得这一新发明因昂贵的机器得以不断改进和推广。江南需从华北远地运煤，实际是加深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并且华北矿区干燥，重在竖井通风，毋需机器化。美洲殖民地为英国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和积累了资本，但这不是主要的，因江南也有广大的外围地区，可担当同样任务。主要的是美洲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棉、木材、玉米、烟草等土地生产品，使英国省出2 300万英亩土地以供它用。这等于是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了自己的生态瓶颈，避开内卷化。江南则无此便利。 注释
[1] 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paradigm)首见于Ssuyu Teng(邓嗣禹)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s,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又见于多次再版、流传甚广的Paul H.S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1830-1965,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4th.ed.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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