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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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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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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国人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固守天朝观念下的中国优越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犯和日本迅速西化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在中国优越性问题上做出妥协，力促国人向“同宗”的其他亚洲民族学习，以曲线方式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因此，当中国步人现代世界之初，中国优越情结遭到削弱，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导与从属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为图中国自救而采取的向他国借鉴经验并正视现实的态度成为中国在世界意识觉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束缚不但使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沉溺于诸如“大同”世界、“大亚细亚主义”、亚洲“同宗”等幻想之中，而且还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各届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与拥有相似历史经历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上。因此，“重视东方，忽视西方”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笔下中国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on)通过考察中国军阀制度的演变，既揭示了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无暇跻身世界国家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明了导致中国敌视西方并最终忽视西方的关键现实因素。中国本无“军阀”一说，但清朝的瓦解使地方势力急剧膨胀，陈独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该词以指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军阀混战不但完全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手脚，而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陈独秀认为，中国唯有打倒军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实现统一。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辩称，中国可以依赖军阀之间的自愿联合逐步实现统一。沃尔德伦认为，尽管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均未摆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论战集中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即“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关系的问题”。“陈强调了个人作为权力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实际上支持采用郡县体制统治中国；胡则坚持封建传统所代表的分权思想”。因此，陈、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争执集中在如何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实现国内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而试图实现的统一仍然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反对军阀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将军阀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反对阵营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的仇视。[5](P1073—1099)
威廉·罗杰·路易斯(Wm．Roger Louis)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力。路易斯以1945—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期中英两国政治家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为切人点，探讨了英国能够在战后继续占领香港的深层原因。当然，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英国继续占领到支持英国统治的转变。这毫无疑问为中国政府收复香港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政府日益强硬的姿态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路易斯认为，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了英国政府的强硬。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乐于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内战前线，而对于深处西北、在国内力量对比中尚处于劣势的共产党而言，香港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迫切问题。路易斯对于共产党的立场评论道：
简言之，毛(泽东)从中央帝国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认为中国本土远比边缘或者边疆地区重要。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似乎相当遥远。毛和他的接班人满足于香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资本投资、及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和重要的金融服务。毛的现点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其影响延伸至1997年7月政权交接之时。[6](P1056)
我们可以不同意路易斯的分析，但却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上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是。中国的政治家更愿意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既注重实际又远离尘嚣的姿态看待世界态势。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20世纪至少一半的时间里为何总是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
中国的社会问题
由于近来《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被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就笔者所考察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中国社会同题的关注大致沿着两大方向进行：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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