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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阿諾是研究英國殖民印度史的重要學者，近年來他的印度殖民醫學史研究更是受到醫學史學界高度的重視。他運用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權力概念以及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來分析殖民醫學，將這個領域的研究討論帶到新的理論高度。然而，較少為人所知的是阿諾對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研究也下了不少功夫。在一九九五年他就與「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這個學術團體的另一位學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合編了一本有關印度次大陸環境史的重要論文集《自然、文化與帝國主義》。九六年更出版了《自然的問題：環境、文化與歐洲的擴張》一書（以下簡稱 PN），全面檢討目前環境史的史學現況[1]。阿諾著作中討論的環境史議題非常廣泛，涉及學派也眾多，包括年鑑學派關於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長時程（la longue duree）影響的研究、湯恩比史學對環境的看法、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地理學、馬爾薩斯學派（Malthusians & neo-Malthusians）關於歷史人口學的討論、美國開拓史（frontier history）所引發的史學爭辯以及環境主義者的「綠史」（Green history）等等，在此無法一一討論。
像阿諾這樣一位殖民醫學史的學者會去從事環境史的研究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兩個領域有許多相關與重疊的議題。。一方面，殖民醫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是要幫助殖民者克服他們在殖民地所面對的醫療保健問題。來自溫帶的殖民者認為，殖民地陌生的風土環境以及熱帶氣候，是影響他們健康的主要因素。因此殖民醫學不只對殖民地所謂的「風土疾病」作了大量的研究，而且還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的環境論述。任何殖民醫學史的研究者，都會觸及到這套環境論述所引發的各種議題[2]。另一方面，近年來有關疾病的「生物史」（biological history of disease）或「生態史」（ecological history of disease）的研究，在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的研究領域，產生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著作，而且提出了許多具有挑戰性與爭議性的議題。這方面的研究是殖民醫學史學者所不能不面對的[3]。本文就將討論的主題放在阿諾對於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相關的環境史議題的討論，特別是他對「生態決定論」（ecological determinism）史觀的批判。
阿諾認為西方歷史上的環境思想至少可區分出三種基本立場。「環境決定論」的立場認為地理、氣候乃至各種天災決定了當地人類社會的營生方式、文化型態、社會組織與政治制度。另一種則是阿諾所謂的「可能論」，此一立場的學者認為人類社會只有在某些面向與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環境的影響，而且隨著文明的日益進步，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小。第三種立場可說從第二種立場衍生出來的，它反過來強調人類社會對環境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例如近年來各類環境論述所討論的不再是環境對人類社會起的決定作用，而是人類社會所進行的各種開發與生產活動，對環境的污染與影響（PN:10-11）。
阿諾指出西方環境決定論的思想歷史久遠，而且打從一開始就和醫學關係密切。它至少可追溯至扥依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artes)的古希臘醫學典籍《空氣、水、地方》 (Airs, Waters, Places)。此書分為兩個部分（可能是兩個不同的作者所寫），前半部討論氣候、土壤、水質等環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以及相應的養生之道。後半段則討論歐洲（古希臘）與亞洲在環境上與種族上的差異。該書作者認為環境決定了人的體質與心性，亞洲氣候溫暖物產豐饒，當地人不用努力就可以舒服過日子，因此亞洲人懶惰、無法吃苦耐勞、也缺乏創造力與勇氣。相反的，歐洲較為寒冷與貧脊的環境，使得歐洲人心性堅韌、能吃苦耐勞、手工精巧、思想敏銳而且英勇善戰。《空氣、水、地方》這個說法成為日後西方[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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