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得許多的病菌無法生存，也就沒能跟著一起移民到美洲；此外，艱苦的遷徙過程也使得許多原本有病的人死去，他們身上的病菌當然也就沒有跟來。在適者生存的淘汰下，這些最健康印地安人來到了美洲這個疾病相對少的環境代代生養之後，他們的後代對許多疾病也就沒有免疫力了（CE: 30-31）。近來學者提出的另一個解釋則是：舊世界發達的農業文化，使得當地人群頻繁的暴露於由家畜傳染到人身上的疾病，從而對這些疾病發展出免疫力。相反的，新世界的印地安人由於可供馴養的動物物種少，從未暴露於這些人畜共通疾病之下，當然也就沒有機會發展出免疫力[6]。不管用哪個假說來解釋新、舊世界住民免疫力的差異，生態決定論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觀點是：生物的、環境的因素是不同地區人類社會發展差異的主因，也是歐洲崛起並殖民世界其他區域等世界史重大事件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生物地理因素、生態環境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
對於人類歷史提出這樣一種環境決定論的生物史解釋，在學界當然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與批評[7]。其中一個主要的批評是政治上與道德上的批評，認為這種學說是在正當化過去歐洲的帝國主義行為，把殖民主義說成是「自然的發展」、是「生物學的現象」；換言之，這樣的歷史是把宰制給自然化了。阿諾對生態決定論的歷史也提出這樣的批判。他認為克羅斯比的著作將「人類蓄意企圖的結果」染上了「生物學上必然」的色彩。「『生態帝國主義』拋棄了孟德斯鳩與希波克拉底的舊環境決定論，取而代之以一種新的、更具侵略性的、殖民的環境主義」（PN: 88-9）。阿諾指責克羅斯比是「和征服者的軍隊一起前進，而沒時間理會那些自然的失敗者。」他甚至批評克羅斯比是那種「把歐洲擴張等同於種族差異與白種人必然優越性的科學傳統與史學傳統的傳人」（PN:90-1）。不過光是這樣的政治批評在學術上當然無法服人。庫克就抱怨說，過去由於宗教衝突和帝國主義利益競逐而與西班牙不合的新教國家，一向致力於誇大扭曲有關西班牙人凌虐印地安人的傳聞，以此作為己方的政治宣傳，從而讓他們奪取西班牙殖民地的行動師出有名。這些宣傳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已使得歷史真相難以澄清；而一九六零年代以降，西方學界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把研究焦點放在殖民主義的壓榨剝削，更使得許多學者「像傳教士般狂熱地」把西班牙的殘暴統治視為美洲原住民人口劇減的主因，而無視於疾病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BD: 11-12）。
因此就整個論辯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在學理上與歷史證據上對生態決定論史觀提出令人信服的批評。阿諾對生態決定論史觀的另一個主要批評，在於檢討史料是否能支持這樣的推論。例如麥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推斷說中世紀橫掃歐洲的黑死病起源於中國雲南，然後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與征討而傳播到歐洲。阿諾認為麥尼爾的推論具有高度臆測的性質，學者可以可以有許多的質疑，也能提出其他的合理解釋。例如「鼠疫真的是從中國雲南被帶到歐洲的嗎？或是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病菌了？」「會不會是氣候的變遷，導致帶有鼠疫的老鼠由它們原本的居留地遷徙出走，而使得人類與它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而非人為因素造成的？」。「中國在一三三零與一三四零年代大批死於疫病的人，是死於鼠疫嗎？還是死於其他傳染病？」「鼠疫是經由中亞而傳抵黑海的？還是從印度或中東某些感染地點爆發？」（PN:70）[8]。至於克羅斯比所討論的現代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美洲，其流傳的史料，比起歐洲黑死病的史料，更是來得遠為稀少（PN: 83）。1520年在墨西哥爆發的「天花大流行」，是克羅斯比全書論證重要的例子之一，另一位歷史學者布魯克斯（Francis Brooks）仔細地重新檢查克羅斯比所使用的史料，結果發現它們非常的不可靠。這些記載的主要來源是摩托利納（Motolina）的《新西班牙的印地安人的歷史》，布魯克斯發現這位作者不只立場嚴重偏袒西班牙，而且還把印地安人的命運比擬為舊約聖經中受上帝瘟疫懲罰的埃及人。布魯克斯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戰爭才是造成當地人口劇減的主因，而非天花（PN:84-85）。阿諾質疑疾病生態史研究的史料是否充分，以及這些史家就史料所進行的推論是否周延。
在史學方法論的層次上，有些醫學史學者基於知識論的考量，基本上就反對用現代的疾病範疇與疾病知識來解釋過去的疾病史。例如英國醫學史學者康寧漢（Andrew Cunningham），就反對以現代的「鼠疫」概念來解釋中世紀的「瘟疫」、「黑死病」。他認為利用現代疾病概念來理解過去的疾病史，造成了對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