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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典型例子。從十七世紀中開始，歐洲人開始引進甘蔗在此地建立蔗糖莊園。大規模的蔗糖耕作改變了加勒比海群島的生態系統，而為了因應農場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歐洲人由非洲大量遷徙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結果也把黃熱病與惡性瘧疾等非洲疾病也一齊引進。當早期歐洲移民來到西印度群島時，並沒有認為這是個「不健康的區域」，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西印度群島卻變成了對歐洲人最致命的「熱帶」地區之一。針對克羅斯比等人的生態決定論歷史，阿諾反過來說：我們同樣也可以宣稱「是經濟，而不是生物，決定了美洲在被征服之後的環境史」（PN: 122-130）。
阿諾在一篇討論印度洋區域的疾病史的論文中，呈現出對比於生態決定論的另一種疾病史研究[12]。和跨大西洋的交流的狀況大為不同的是，歐洲人初到達印度洋地區時，並沒有對該區的疾病生態帶來太大的衝擊。歐洲人帶來的病菌對他們的殖民事業並沒有直接的幫助，反而是該地區原本就有的疾病對歐洲殖民者造成很大的困擾。然而這並不表示在印度洋區域，疾病在殖民帝國歷史中沒有扮演相當的角色；相反的，疾病對帝國擴張計劃造成的阻撓，迫使殖民者付出巨大的心力、施行了各種保健措施與政策，而成為型塑該區域殖民歷程的一個重大因素。另一方面，霍亂、天花、梅毒、肺結核等疾病在印度洋區域的橫行，雖然沒有像歐洲殖民美洲時那樣造成戲劇性的影響，但也對遭受殖民的當地人造成相當的傷害痛苦。然而，阿諾所重視的不只是疾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是兩者的互動。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在1750年之前疾病對該區歷史發展的影響相當有限，但之後隨著歐洲殖民的擴張與深化，與當地的環境與住民互動更加地頻繁密切，加上各種開發行為與經濟活動的大幅增加，疾病在該區也產生了更為重大的影響。在文中阿諾討論了歐洲殖民事業所建設的鐵路、開發的蒸氣輪船航線、乃至水利措施，如何影響了霍亂、鼠疫與瘧疾在這個區域的傳播。其中尤以霍亂由印度傳播到歐洲所造成的嚴重疫情與恐慌，是最為戲劇性而廣為人知的歷史例子。相較於克羅斯比與麥尼爾之強調殖民者新引進的疾病對當地所造成的巨大衝擊，阿諾反問：「在被引進之後，疾病為何能夠生存下來乃至生生不息？」，他認為這可能是個更重要的問題。就這點而言「社會與環境條件、營養不良、貧窮與飢荒的盛行、缺乏適當的衛生與醫療措施，可能都要比所謂的『處女地』解釋要來得更重要」。麥尼爾和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勒‧華‧拉度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認為，在黑死病與發現新大陸之後，「疾病統一了全球」（a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13]。對此阿諾也提出質疑，他認為在殖民國與被殖民國之間、已開發國家與被開發國家之間，由於醫療資源與公共衛生設施的差距擴大，加上現代醫學的介入與檢疫措施，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發展其實是「疾病的隔離」，而使得某些疾病被侷限在貧窮的國家。我們見到的不是疾病在全球的分布趨向均質化，相反的，在已開發國家與為開發國家之間疾病分布的區隔越來越嚴明。
由阿諾的著作與他對環境史的批判性檢討可以看出，對他而言生物決定論史觀對於歐洲殖民擴張的解釋是片面而過度簡化的，遺漏了許多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因素。史學家必須對疾病、環境與人類社會的互動歷史提出周延的分析，將自然與人為的各種因素都納入考量。對史家而言這既是追求歷史知識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上與道德上的責任。 [1] David Arnold and Ramachandra Guha (eds.), Nature,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
[2] 關於這一議題的殖民醫學史學術著作甚多，可參見Philip D. Curti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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