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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決定論思想與種族主義理論的重要源頭，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這種思想在孟德斯鳩(Charles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於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一書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書中孟德斯鳩認為亞洲國家的暴政體制，是當地極端的氣候所造成的產物。孟德斯鳩這套想法直接影響了許多後世的西方思想家對亞洲國家的論述，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乃至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關「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都接踵其遺緒（PN:14-25）。在歐洲殖民擴張的時代，當歐洲人在討論為什麼「熱帶氣候」會有害歐洲人的健康、以及為其帝國主義行徑尋找理由時，就經常引用這套環境論述來宣揚歐洲人的優越性以及殖民活動的正當性。到了十九世紀，這套思想更與生物學的演化論以及種族主義結合，用環境來解釋種族的差異，再以種族差異來解釋不同人類社會與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而評比各種族以及其道德與文化的高下，而歐洲人則被視為是最優秀的種族。各種極端的環境決定論、生物決定論也應運而生（PN:25-34）。
環境決定論一方面在西方醫學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近年來它也對醫學史的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醫學史的領域，阿諾主要討論批判的對象，是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的《瘟疫與人》以及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的 《哥倫布的交流》（以下簡稱CE）與《生態帝國主義》（以下簡稱EI）[4][1]等疾病生物史的名著。在阿諾看來，這些著作都預設了一套生態決定論的歷史觀點，尤其在克羅斯比對於歐洲殖民新世界（美洲、澳洲、紐西蘭、大洋洲）的歷史解釋中，這套史觀展現的最為清楚而強烈。
為何為數不多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十六世紀能打敗在數量上遠佔優勢的印地安人，讓阿茲特克與印加這兩個大帝國屈膝，進而征服了整個美洲？這段歷史的合理解釋一直是個讓史家疑惑的問題。此外，為何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後，美洲原住民的數量就急劇減少，也是個引起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很大興趣的問題。過去的解釋不外乎西班牙人的軍隊較精良、其鐵鑄武器與槍砲遠勝印地安人的原始武器、再加上印地安人從沒見過馬（美洲不產馬），因此印地安人部隊在面對西班牙騎兵時驚慌失措，以前者雖然人數眾多，卻抵擋不住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s）的衝鋒陷陣，終以一敗塗地收場。印地安人的人口之所以大幅減少，則是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橫徵暴斂、以殘酷手段奴役印地安人、強迫他們於惡劣的環境條件下在礦場、叢林與農場中工作，而造成了大批印地安人貧病而死。有些西班牙人還嗜殺成性，動不動就胡濫屠殺印地安人，滅族慘劇層出不窮。如此林林總總的殘酷作為，導致了美洲印地安人人口的急劇減少。
克羅斯比對上述解釋不以為然，他認為歐洲的殖民者能夠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其實不在於科技進步、武器精良或軍隊訓練有素，而是得到疾病之助。他的命題其實很簡單：「除了澳洲原住民之外，美洲印地安人或許是和其他人類隔絕最久的人，而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使得印地安人對從舊世界傳來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在舊世界原本就致命的疾病，來到新世界後更是有效地殺人；在舊世界沒有造成大害的疾病，到了新世界卻變成了殺手」（CE:37） 。天花、麻疹、肺結核傷寒與流行性感冒這些在舊世界相當尋常的疾病，首度登陸美洲這個「處女地」之後，都變成了導致大量印地安人死亡的重大疾病。最近疾病史學者庫克在《生而注定要死：疾病與新世界的征服》（以下簡稱BD）一書中估計，墨西哥中部在1519年的人口高達一千五百萬，但是在與歐洲人接觸一個世紀之後，人口就掉到只剩一百五十萬。這種人口減少的速度實在驚人。而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美洲其他地方[5]。對疾病生態史學者來說，光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殺與暴虐不仁的統治，並不足以解釋這樣的人口衰退。他們認為歐洲人帶來的疾病才是造成這個慘劇的主因。但為什麼是歐洲的疾病殺死美洲的印地安人，而不是美洲的疾病殺死歐洲的殖民者？除了美洲印地安人長期隔離於世界其他的人群及其疾病之外，克羅斯比認為當印地安人的祖先從西伯利亞穿越白令海峽前往美洲時，寒冷的氣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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