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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醫學與過去疾病觀的嚴重扭曲。這裡涉及到一個知識論上的難題，康寧漢說：「對於某個病症到底是不是鼠疫的懷疑，只能靠細菌學方法來確定；換言之，只有實驗室才能決定它是不是鼠疫」。對現代醫學而言，要知道一個病人得的是不是鼠疫，唯一能夠真正進行確認的方法是靠實驗室的細菌學檢驗（今天絕大多數疾病都是要靠實驗室的檢驗來確定其診斷）；換言之，細菌學的到來改變了了「瘟疫」（plague）的「身分」（identity）。現代所謂的「鼠疫」是由實驗室來界定的，到頭來唯一能決定一個疾病是不是鼠疫的辦法，就是訴諸實驗室的細菌學檢驗。既然中世紀的醫師或現在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去對中世紀記載的「瘟疫」做細菌學的檢驗，那也沒有可能去確認史料所載的疾病是不是現代醫學界定下的「鼠疫」，因此歷史學者就不能把「鼠疫」這個現代的「疾病身分」套到中世紀「黑死病」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用現代的鼠疫概念來談論古代的黑死病基本上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是時空錯亂的（anachronistic）[9]。
康寧漢這樣的立場當然與疾病生物史的基本出發點完全牴觸，而這樣的史學主張在學界也引起些辯論與反對意見。不過阿諾並不是從這樣一種知識論的立場來批判生態決定論的疾病史。相反地，阿諾本人並不排斥用現代的疾病範疇來探討實驗醫學到來之前的疾病史。例如他也揣測一八五零年代於印度發生的「柏德望熱病」（Burdwan fever）極有可能是瘧疾[10]。在他另一本討論飢荒的著作當中，阿諾雖然反對用「氣候」這個單一因素來解釋飢荒的發生，但是他也警告反氣候決定論的學者不要「過度貶低氣候因素」。阿諾指出現在我們對應付氣候的威脅有較高的自信，結果卻容易低估了氣候因素對於「技術與經濟資源較不發達」的時代與社會的農業所帶來的衝擊[11]。因此阿諾並不是要否認自然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有重大影響，他所反對的是只訴諸單一因素的化約論解釋。他認為克羅斯比太傾向將歷史事件歸咎於「單一一組力量，過度的把一切歸因於生物因素、而過於忽視人為的行動」，因而把歐洲的擴張視為是「生物地理學的事實」（bio-geographical realities）（PN:88）。
阿諾舉出不少殖民史的史實，來反駁這樣的單面向解釋。阿諾不否認疾病對美洲人口的劇減有重要影響，然而其他人為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對印地安人的殘酷壓迫早被許多史料與研究所證實。中世紀歐洲在黑死病肆虐之後還能夠調養生息，讓人口恢復，但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虐剝削卻使得美洲原住民沒有這樣的機會。克羅斯比把歐洲人征服新世界描述得像是個生物學過程，但阿諾指出社會與文化因素在這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92年不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西班牙也在此時將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驅逐出格拉那達」。西班牙人這時的自信、好戰精神以及奉上帝之名征討異教徒的信念，都大大影響他們在美洲的作為。克羅斯比談到歐洲物種的「生態帝國主義」對美洲生態的重大衝擊，但阿諾指出，「當時的西班牙對畜牧業之倚重，在歐洲是相當獨特的」。他們把西班牙本土的畜牧方式轉移到美洲後，對美洲的生態以及對阿茲特克人與印加人的農業生活型態造成巨大的傷害（PN: 130-131）。忽略這些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與特定的歷史，使得「『生態帝國主義』像是對歐洲擴張的一種奇怪地單面向與歐洲中心的解讀」（PN:91）。
克羅斯比將歐洲的擴張歸因於生物因素：「將原住民掃蕩殆盡的是病菌，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及其殘暴不仁…」（EI: 196）。阿諾認為這種說法不只有幫殖民者洗脫道德責任之嫌，在史學上也站不住腳。歐洲人的免疫力在非洲與印度並沒有佔到什麼生物學上的優勢，反而當地的疾病對歐洲人的殺傷十分慘重。但歐洲人還是在這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與巨大的莊園，僱用當地人與奴役非洲人來充當勞工與傭兵，並使用醫學、土木工程與科技來促進他們的殖民事業。因此生態因素無法充分解釋歐洲的擴張，克羅斯比的說法把太多人為的結果歸因於生物的因素（PN:91）。
此外，美洲的生態改變也不只是由歐洲人帶來的細菌與物種的自然力量所驅動的。以北美洲為例，歐洲對木材與皮毛的大量需求，就給當地的生態帶來巨大的改變。就以對野生動物的殺戮為例，1742年約克堡（Fort York）一地就出口了十三萬張水獺皮與九千張貂皮，但是到了一八二、三零年代北美的皮草貿易就因為動物跡近被補獵殆盡而不得不中止。這樣的貿易對美洲生態之衝擊不可謂不大。同樣的，在十七世紀現在的美國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為森林覆蓋，到了一九二零年這比例只剩一半。據估計有三億英畝的森林被砍伐殆盡。這樣的改變不是由歐洲物種與病菌的生物因素所造成的，而是歐洲的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促成的。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生態變遷，更是歐洲擴張過程中人為因素改變自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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