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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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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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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情愿凭中李满”，将该山“退还七保谢敦等永远管业毋词”。这中间的“中人”李满、李早正是依据双方情词进行调解和裁处的关键人物。李满和李早是否是粮长、里长、老人，这个材料中没有说明，不过，此时在徽州尚存粮长、里长和老人（注：见拙文《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如果他们是粮长、里长和老人，也不必奇怪。
再举一例：
万历二十四年叶寄护退契
十二都叶寄护等，原父买受同都丁（荣）鸾、丁再、丁福保、丁得名下山五号，
俱坐落本都九保，土名小源口，系李公伏、胡廷石、胡文仲（？）、叶伯贵、桂云
名目。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所有原价，当即收讫。
所有原卖契四纸，随即缴付，即无异言。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再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互名下。日后砍木，听自三股相分。
允中批。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立退契人叶寄护（押）
里长胡大受（押）
胡允中（押）（注：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3卷，第280页。）
如果不看契中的里长，只从契中听言“今因管业不便，凭中退与丁荣鸾等前去照旧管业”，很难看出这张退契和一桩纠葛有关系。此契中既有里长胡大受之押署，又有里长胡允中的批文，从胡允中听批“李公伏名目山力分，仍是叶记（寄）互（护）名下”，就是说，该山场仍由叶奇护“拨作”，由此可知，契中所言叶寄护“管业不便”，全系虚词。由此，这张退契是一场争执妥协的结果，便不言自明了。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元、明退契的背后隐藏着民间的争执与纠纷。这种争执与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官府，而是经由乡村的具有“职役”功能的人出面解决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有一定的职务，却又不是朝廷的命官，他们是官府根据一定标准佥派的“役人”。他们在处理乡村争执和纠葛时，在思想体系上，不可避免地用“天理、国法、人情”，他们会首先以“天理”——长幼、尊卑来权衡纷争的轻重和倾向，然后以“国法”警示纷争的双方，如果不能在乡村解决，便不得不诉诸县、州、府公堂，受国法惩处。在最后处理时，总是“揆诸人情”，给纷争双方留下余地，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又不止哪一家在村民面前丢掉面子。
这种称作调节也好，称作裁判也好，都是在乡村的范围内进行的，城坊中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现手上尚无资料证明。不过，城坊中有此种情况，当在情理之中。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在县以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如以一个村庄和数个临近村庄组成的“乡约”、宗族与家族及其组成的“祠会”、由“进学”的人组成的“文会”、以修桥渡河而组成的“桥会”、“船会”、结合节气和风俗，以“游神赛会”为中心的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社会”。此外，还有书院、诗社、商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都在古代社会中起着各自的作用。即在调节和裁处社会区域范围内的纷争与纠葛方面，有资料表明，它们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只能另写文章了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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