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庚申外史》载明与北元的战争：

　　“独上都与红罗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红罗山在东南，也速驻兵在焉。上都恃有红罗山为之藩篱，红罗山恃上都为救援，而不设备。常遇春使人觇之，即以大兵锐骑，衔枚具十日粮，昼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红罗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1]

权衡谈的是洪武二年明军攻克上都的战役，对红罗山的位置、地位和在战争中的角色均言之凿凿：红罗山在“东南”，是与上都互为依存、由也速丞相驻守的重要据点，明军通过奇袭红罗山而一举攻克上都。权衡隐居在野，不免讹闻，如上引战斗时间即误。但所言形势、战争过程，当系一时流传，定非无据。后人对红罗山位置看法不同，因而对此条记录有不同理解。
　　任崇岳认为：“红罗山在上都西南，《外史》云其在东南，误”[2]。
　　西南之说，似来自顾祖禹：“红罗山，明洪武三年，李文忠败元兵于骆驼山，进克红罗山，遂次开平”[3]。而顾祖禹记洪武三年李文忠进攻，很可能根据成书于明中期的《鸿猷录》：“进拔红罗山，至上都”[4]，和更早的《龙飞纪略》：“文忠与庸击破沙不丁等，进拔红罗山，至上都”[5]。众所周知，洪武三年李文忠军是出居庸关，沿元代大都通往东北方上都的驿路进攻的，击破沙不丁就是发生在骆驼山的事情。则顾祖禹认为红罗山位于骆驼山和开平（即元上都）之间，即位于上都西南并屏藩上都，是合理的。
　　根据明人记洪武三年战役行军路线，不能判元明之际人权衡记洪武二年战役的战场方位为误。《鸿猷录》与《龙飞纪略》都是明历朝《实录》流传民间之前的著作，而《实录》记洪武三年战役大为不同：

　　“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进次开平……至应昌，遂围其城。明日克之……惟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师过兴州，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人来降。至红罗山，又降其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6]

《实录》记进程详细，却未提及进攻上都的路上有红罗山和相关战事，而说在回军的路上经过红罗山，还俘获了大量人众。则此红罗山一定不会位于已被明军占领的大都至上都道路上，可知《鸿猷录》和《龙飞纪略》的有关记载是错误的。
　　但面对《实录》如此直截的记载，顾祖禹为什么坚持认为在上都西南有一个洪武三年发生过战斗的红罗山呢？颇疑其重视《庚申外史》一类关于上都与红罗山互为依托的说法，而认定红罗山位于居庸关外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但即使《实录》的史料地位超过《龙飞纪略》和《鸿猷录》之类，会不会《实录》所载和《庚申外史》等所记不是同一红罗山呢？即会不会在上都西南，不是洪武三年，而是上都第一次被攻克的洪武二年前后，的确存在过一个屏蔽上都的红罗山据点呢？
　　北元政权据守上都期间，确实倚重所谓红罗山。追随元顺帝北奔的刘佶记道：

　　“（公元1368年——笔者按，下同）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红罗山”[7]。

洪武元年八月顺帝北走上都之际，元军所剩实力最强者可分为两系。扩廓帖木儿刚刚吞并关保、貊高旧部，盘踞山西。也速占据大都以东永平路和燕山以北的大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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