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正月初一日……贼兵久不出边，从官渐为室家之计。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
　　“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书入，寝不报。”
　　“二十一日，诏也速丞相屯全宁州。拜扩廓帖木儿中书右丞相，欲以内事委之也。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
　　“二月……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骑四万抵通州，贼固守不下。诏也速公勿深入。”
　　“三月二日……皇太子请率精骑直搏大都，上不许。”[44]

　　太子出屯后，北元内部出现新的裂痕。顺帝一心要拉拢正在甘肃积蓄力量的扩廓帖木儿，哈剌章等把希望寄托在漠北部族即“西北诸藩”，却因有阿鲁辉王前车之鉴而不能与顺帝协力。此两派势力占据中央，太子与也速等在外建立基地，无法向西、北方面联系发展，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宁路地区。全宁路为忠诚可信的弘吉剌部冬季牧地[45]，位于潢河上游故辽草原地带的核心，可经大宁进攻山南，又可向西北退往应昌府。其与上都东西并峙互为依托，最符合权衡所谓与上都互为藩篱的条件。权衡所传“也速驻兵”与刘佶记也速屯全宁州，定有内在联系。而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役中最关键的全宁之战，与权衡强调的红罗山之战，同样应为一事。即红罗山应在全宁附近。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后事迹：

　　“九月……初七日，郡王阿怜歹入觐。诏郡王统五投下之众屯于会州。”
　　“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红罗山。”

上都陷落后，虽然北元政权退至应昌，明军也返回燕山以南地区，将会州这样近在边外的据点也放弃了。也速的“退保”红罗山，当即从南方地区回到全宁一带基地过冬。洪武三年战役就是在此形势下爆发的。
　　前引《实录》记载了洪武三年明军主力克应昌，北追庆州而还，归途俘获大量人众。同时进攻的还有两支偏师，分别在应昌西北的三不剌川和上都以西的落马河惨败[46]，东路落败之处正是明军上年击败也速的全宁地区。和田清解释说，从应昌凯旋的明军，在兴州降服了因开平、应昌的覆灭而吓坏了的江文清等，于是得到向导，更向东方进剿红罗山的残余敌人[47]。但是明军既然在东线失败，两处军民怎会因恐惧不战而降呢？关于明军的回军过程，苏伯衡整理金华诸低级军官的履历记道：

　　“五月克上都、应昌、庆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师还北平。”
　　“进攻应昌，分兵击花环寨，曹国公命护送江文清士马至北平。”
　　“五月，从击兴和、应昌、庆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军，与蛮子太尉战于骆驼山，而以七月还金华。”
　　“从攻应昌，得院判一人，因逐鲁王军黑松林，至庆州古城。还次高州，从赵左丞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还至全宁，曹国公遣之送元之降臣及宦官之北平。已而复从曹国追沙不丁余丁至三不剌川、野马川而回北平”[48]。

四位军官都参加了应昌之战，其中三还穷追至庆州。第二位将领自应昌进攻花环寨，然后就送江文清至北平，似花环寨即江文清投降之所，而离应昌不远，所谓兴州、中兴，可能就是大兴州之地。南下过程中，第一位经高州、瑞州，第三位经高州、虹螺山，第四位经高州、松（州）、利（州），又回到全宁。松州在大宁西北的丘陵中，利州则在大宁东南大凌河上游[49]。总之，其所在部队系从庆州南下大宁一带，而其“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定系《实录》载俘获红罗山人众之事。
　　结合东线落败而元众投降的事迹判断，明军主力穷追至庆州回军，此时已位于黑松林以北地区，为收拾东路败局，遂就近南下穿越黑松林，进攻全宁、大宁地区，逼降残余元众。“赵左丞”定为军中仅次于李文忠的副将军赵庸[50]，可见“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是大军威慑下的降服。王弼事状载“其察罕脑儿、红罗、断头等山，举不战自溃”[51]，当约得其实。明军回军是攻击刚击败明东线军的全宁、大宁敌众，而非顺便得获降众。至于而东进锦州一带，当非明军所敢恣意而为者。
　　苏伯衡另有《李文忠勋德碑》，不见于本人文集，而收于《皇明文衡》。其说被《龙飞纪略》节用[52]，当为明初流传较广的著名文章，所记细节当有据：

　　“追奔不及，还次中兴，禽江国公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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