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的某个据点。明军出松亭关后首战即在锦川遭遇江文清，地点可能就在大凌河上游一带，而此地大体位于大宁通往东、南方向的岔口，元末若筑城寨屯守自属正常。锦川后被明军呼为大宁锦川县，殆以其地处大宁附近、并在流向锦州的河流上游有关，而与锦州红罗山无关。《北巡私记》不记锦川之战，也说明其无关大局，断不会是太子曾经出屯的红罗山被攻克。
关于大兴州，元代亦不见记载，一般以明代大、小兴州即元兴州、宜兴。但顾祖禹认为，前身为辽北安州的兴州城在开平故卫东二百里，并引《山水记》：“大兴州，直隶密云县曹家砦东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而小兴州为兴安城，在（大兴）州西南；宜兴城在兴州西[34]。
顾祖禹所谓“兴州城”即大兴州在开平（即上都）以东二百里，距古北口三日程，而历代志书所指元代滦河沿岸的兴州距古北口最多一日程而已，并在上都东南偏南五百里左右，则两者绝非一地。《元史》载兴州领兴安、宜兴二县[35]，后代多以兴安即兴州地，但兴安未注明倚郭，按《元史》体例，似兴州另在二县之外某地。《金史》载兴州领兴化县、宜兴县，并以兴化为倚郭，而在大定年间以前与庆州、泰州同属临潢府路[36]。按兴州乃后代志书所谓兴安、宜兴等地计，临潢府与庆州、泰州皆地处北疆，兴州反在临潢府路以南的北京路西南，殊不可解。意顾祖禹所记大兴州，当本金朝兴州故地，在潢河上游地区，后或人众南迁侨置，遂以滦河沿岸兴化（兴安）、宜兴为地。至元朝或故城仍存，甚至名兴州而南领金朝兴化宜兴故地。明初大兴州之地，亦应即此，与称兴州或小兴州的兴安或宜兴相区别。总之，元末明初的兴州在偏南的滦河沿岸，而大兴州当在北方潢河、落马河上游一带，与后来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小兴州分布格局不同[37]。
元代通往上都的驿路有两条，除大都经居庸关者之外，就是从大宁和全宁方向汇聚到新店然后西至上都者[38]。而大兴州所在上都以东二百里潢河上游的位置，正当驿路。常遇春军在大宁或全宁击败也速军后，无论如何也不用南下兴州从山岭中迂回，只要沿着元代驿路西进可以了，正与《实录》等各种史料提到的进攻大兴州吻合。刘佶记战役进程：
“六月初五日，也速丞相与贼兵战于全宁，贼首为常遇春……公战不利，退至大帽山。”
“十二日，贼陷大宁州。中书右丞脱火赤逆战，败绩。”
“十五日，晃火帖木儿王与贼兵战于新开岭，大败。王匹马陷阵，死之。”
“十七日，贼陷上都。”[39]
关于晃火帖木儿王败于新开岭之役，从其“王”的身份看，当即明朝史籍中的宗王庆生。按刘佶记载，此战是明军进攻上都路上遭遇的唯一抵抗，于实录记全宁之战后仅大兴州一战吻合[40]。新开岭所在无原始史料可核对，但就此以现代新开岭山脉当之又失之泛泛。明初苏伯衡整理几位参加过洪武二年战役的低级军官履历，写道：
“略定锦州，败江文清国公军，下惠州，进击大宁、全宁、辽河，又下，遂从攻上都。”
“克景州、蓟州、惠州，战锦川，六月从攻上都。”
“克惠州、锦州、大宁、全宁，遂度辽河，败庆僧国王军，进攻上都。”
“追也速丞相军于大宁、全宁、锦州、辽河”[41]。
诸军官履历多讹误，如锦州、锦川混杂，时序颠倒。但四人中有三人在全宁之战后提到进攻辽河，并有一例将辽河与“庆僧国王”联系起来，显然，辽河之战就是《实录》的大兴州之战和刘佶所记新开岭之战。诸军官所谓辽河，正如他们对“锦州”等等的夸张说法，很可能是进至全宁地区即辽河上游一带后，沿辽河上游支流落马河西进作战，而以辽河笼统称呼。
明军在全宁之战后七天攻克大宁，三天后即击败晃火帖木儿王，两天后攻克上都。主要由步兵组成的明军，不可能由大宁三天南下滦河中游，更不可能两天穿越五百里山区攻入上都。所以，明军是自全宁经十天左右西进，在离上都不远处击败元军最后抵抗，进入上都。
由《金史》、《元史》的记载与顾祖禹的研究，以及对交通路线状况和当事人对战役进程的原始记载，可知明军攻克的大兴州，在上都以东驿路附近、新开岭北端山隘之中。
总之，洪武二年明军行军路线可以简单归纳为：出松亭关后北上，破锦川，过大宁，进至全宁击败也速，回军攻克大宁[42]，再西向破大兴州入上都[43]。由锦川的位置可知，明军与也速决战前并未东下消灭红罗山之敌，而由大兴州的位置可知，决战后也未迂回南下兴州，所以并不存在行军路线迂远费解的问题。既然明军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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