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春、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自北平往取开平。道三河，经鹿儿岭，过惠州，败故元将江文清兵于锦川，得士马以千计。次全宁，故元丞相也速复以兵迎战，又败之，也速遁去。进攻大兴州……大破之，擒其丞相脱火赤。遂率兵道新开岭，进攻开平”[23]。

和田清对此有详尽考证：据明中期《辽东志》，锦川是小凌河支流，地点在锦州附近，即和红罗山为同一军事目标。据《大清一统志》，大兴州位于古北口外滦河上。因此，明军是沿着古北口到上都的大道，越过新开岭进攻上都。至于此前的战斗，由于要解释为从东部的红罗山回军，北上长驱打败全宁也速军，又回头南下从古北口外转向上都，颇属费解。所以应该依照时人宋濂、董伦为常遇春、李文忠撰写的《神道碑》，改全宁作大宁。这样，明军路线为长驱东进，然后一路回师攻入上都[24]。
　　《实录》错误虽多，但神道碑铭记载若非十分具体，也不见得更准确。两者来源或出官方战报，或出家传，而碑铭作者对塞外地理可能并不了然。所以，各地名位置需要结合政治、军事形势判断。
　　关于锦川，明代志书或如和田清判断记为河名[25]，或记为地名如“锦州（又名）锦川，城西有锦水，故名”[26]，而均不出锦州以西河流范畴。但作为《元史》不载而明初方常见的地名，其在明初原始史料中另有所指。朱元璋于洪武三年战役结束后写信给李文忠：

　　“但是红罗山、锦川来的好人，敢并枪的，便与马骑了，支米两石”[27]。

这正是指上引李文忠回军过程中俘获的江文清、杨思祖所部。文中提及杨思祖来自红罗山，江文清是主动到兴州投降的，而这里提到的锦川正与洪武二年明军在锦川击败江文清部吻合。则体其文意，锦川在此与红罗山并列为降军屯守地点，与洪武二年的战场名似皆指地名而非河流名。
　　《实录》载洪武六年、七年间事：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燕山卫指挥朱杲奏：“近领兵以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28]。
　　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燕山卫指挥朱杲于大宁锦川县获故元达鲁花赤王歹都等三十余人及其部民三千余口送至京师”[29]。
　　洪武七年九月，“燕山都卫指挥使朱杲……率师出古北口防秋，猝遇胡寇，皆力战以死”[30]。

三千余口与九百余户吻合，显系同部人众。宜兴是元代由大宁路划归以西上都路的兴州辖县[31]，锦川与之并列，又称大宁锦川县，则此时锦川为地名无疑。时明军尚未控制燕山以北地区，其地名当非明朝定制。而元代或以州统县，或以路府直领，元末大宁路曾即领锦州等九州和大定等七县[32]。则大宁锦川县之谓，证此锦川非锦州，且不属锦州而直属以西的大宁。从后来朱杲败没于古北口外可以推测，其洪武六年从北平西北出古北口防秋，时当洪武五年（1372年）北元在漠北击败明军不久，明军防秋至多在燕山北麓近处巡逻，最可能出古北口过宜兴而东，南入松亭关。综观锦川与宜兴、大宁的关系，可知明初的锦川当指宜兴以东、大宁以南的某处要地。
　　洪武二年明军的战略目标是西北方的上都，而出战直接原因是：当年春天也速南攻通州威胁北平，并将再次南下，故朱元璋只好火速从西北战场抽调重兵“还北平，征迤北余寇” [33]。明军出松亭关，就是为攻击据守大宁或全宁一带的也速军。《实录》所载明军路线首先至锦川，若锦川真在锦州一带，则明军纵为清除侧翼而东下，也断不可能东下海滨，而置近在咫尺的大宁方向主要威胁于不顾。再说，大宁之战发生在全宁之战后，当时明军是击败江文清后跳过大宁直取全宁的，连大宁都不惧怕的明军，当然不会去攻击远在数百里外的锦州之敌。所以，锦川不可能离松亭关到大宁全宁之间的大道很远。
　　综上所述，明军击败江文清的锦川，并非明代志书中提及的锦州或者小凌河支流，而是远在锦州以西、大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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