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七月……三十日，雨，车驾次鸡鸣山。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奏至，请入觐，诏止之。”
　　“八月……初二日……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入觐，军容甚整，帝慰劳良久始已。”
　　“初七日，左丞相失烈门卒。以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以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左丞相。”
　　“十五日，车驾至上都……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
　　“十七日，加纳哈出太尉……当时颇有议省行与枢臣龃龉者。时事至此，犹有朋党之见存。唏矣！”
　　“二十四日，上都行枢密院副使乃蛮台入觐……以上都焚毁，置行枢密院于察罕脑儿，乃蛮公以上都留守改行枢密院副使，率万众追红贼余党，次第略平。至是，自军中入觐，上留其军为宿卫焉。”[11]

北奔之初，来自辽东的五千骑兵，无疑是造成也先不花和纳哈出升官的直接原因，而“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贡献钱粮，方使政权“自存”，显然，也速和辽阳行省的势力把持了政局。刘佶所谓“省行”当指代表“中书左丞相”的“辽东派”，“枢臣”应以刘佶跟从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为代表。哈剌章曾参与诛杀孛罗帖木儿，跟随顺帝北奔，始终忠于北元皇室[12]。而顺帝对辽东势力的膨胀极为忌惮，早在北奔途中就拒绝了也先不花的入觐要求，对最早来投的“军容甚整”的辽阳骑兵仅仅“慰劳良久”，对来自草原的红军手下败将却留为宿卫，态度迥异。显然，政争是在代表跟随顺帝北奔官僚的哈剌章一派与结交太子、实力强盛的辽东官员一派之间展开的。
　　此后来自南方的压力使形势突变。刘佶记道：

　　“八月……二十六日，贼将薛显出古北口。古北口守将佥知枢密院事张益奔行在。”
　　“九月初六日，哈剌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北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十一日，上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
　　“十月二十五日，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赐金印。”
　　“十一月初一日，封也速为梁王，加太保。”
　　“十二月初八日，始闻扩廓帖木儿败于保安之信。”[13]

十一月底，太子“出屯红罗山”，在闻扩廓败报之前。八月底古北口失守，上都东南方向受到威胁。后明军主力进攻山西，放弃出居庸关自大同攻太原的北路，沿太行山南下真定西入山西，扩廓帖木儿反而欲沿北路进袭大都。可见明军不出居庸关，使北元在有扩廓势力掩护的上都西南方向高枕无忧。皇太子出屯红罗山，既然在闻知扩廓败报之前，必然不是对付西南方向的威胁。观顺帝纳心腹宿卫以对抗辽东势力后，似羽翼逐渐丰满，居然要“询恢复之计”，并封扩廓、也速为王，拉拢扩廓以对抗太子——辽东势力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太子之出屯，或以借屏藩上都为名而欲独立于顺帝之举，最可能去向关系密切的东南方向也速势力范围——权衡说红罗山“也速驻兵在焉”即为明证——而不可能接近扩廓势力范围。
　　由北元政权内部的政局，以及当时上都东南、西南的军事形势判断，太子所出屯的红罗山必然不在上都西南而在东南，并不存在一个上都西南的红罗山据点。顾祖禹重视红罗山与上都的依存关系，但忽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采用明显不可信的史料。
　　和田清认为，权衡所传“也速驻兵”的红罗山，就是锦州一带的红螺山[14]，与“东南”之说合。
　　红罗山之名常见于金末，如木华黎从大宁方向进攻锦州张致，“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15]，又如“石抹孛迭儿……与北京都元帅吾也兒，分领锦州红罗山北京东路汉军二万”[16]，可证其为锦州地区的屯守要地。明代中期记载锦州以西的群山，如《大明一统志》：“弘螺山，在广宁中屯卫西六十里，一名虹螺。大小二山，绵亘东西百余里”[17]，又《辽东志》：“锦州……虹螺山，城西六十里”[18]，名称不同而实皆一地。而上引金末杜秀又称“红罗山寨主”[19]，同时利州、锦州一带有红螺寨[20]，明中期虹螺山之阳有虹螺县旧址[21]。凡此均证明：常见于金末的红罗山，就是明代中期的红螺山、虹螺山乃至弘螺山等等，名异实同，为锦州以西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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