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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物候的比重将近一半，农事不到五分之一。在物候的173字中，属于动物物候的有36条，植物物候的只有14条。动物物候是狩猎时期产生的，植物物候跟着产生，动物物候多于植物物候，说明《夏小正》的古老性，那时生产结构中狩猎采集占很大的比重。《夏／j"qE》时期的生产中所依据的主要是物候历，天象历的成分才开始加入应用。《夏小正》关于农事只有72字，包括的范围却甚大，从种植、蚕桑、畜牧、采集到渔猎都有涉及，限于字数，每项都极其简略，并且多所遗漏(《诗经》不是农书，但涉及的作物即有黍、稷、麦、菽、麻、稻、秫等)。夏王朝是黄淮流域史前龙山文化的延续，而龙山文化(及同时期的良渚文化)中关于农业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农事不是《夏小正》的重点，即不宜当作后世的农书那样看待。
《夏小正》经文字数这样少，农事部分如此简略，而《试论》又要从宏观的视角论证其"天地人物和谐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系统思想"，这就需要把《夏小正》之前有关天象物候和农事的史实，略作追溯，以显示其所达到的新的阶段和新的成就；同样，更需要说明《夏小正》以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所有那些天象、气象、物候、农事知识的发展是受到《夏小正》的影响(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其实，要说明"天地人物和谐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系统思想"，可以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书中研究和发掘，它们比《夏小正》要合适得多。如南宋陈旉和元代王祯针对天象、物候和农事的关系，发展出了完整的天人合一思想，特别王祯创造性地绘成"授时之图"和"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图"[4]。王祯的七十二候中保留有《夏小正》中的不少物候，如"獭祭鱼"、"麋角解"、"豺乃祭兽"等，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授时之图"中提及的农事项目达两百余种之多，十分全面，这些也可以视为《夏小正》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以上种种，《试论》都没有涉及，却在结语中得出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农业生产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以及"《夏小正》整体思维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和经久不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此高的评价，读者却无法在《夏小正》经文及《试论》阐发的文字中看到这些结论借以建立的依据。
物候是与地球环绕太阳公转的轨道(黄道)位置分不开的，物候只是表象，地球在黄道上所处的位置才是根本。原始人最初是从观察物候现象开始，逐步掌握物候规律，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天文知识是从物候观察过程中逐渐萌生出来的。原始狩猎时期的物候是比较简略的，到了种植业为主时，物候的应用便复杂起来了。解放前，以狩猎为业的东北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是按生产活动的内容，把一年大体上分成几个不同的"时候"，即物候。如春天河水解冻，家鹊和"塔鸟"飞来时，鹿类开始出来觅食活动，他们以打鹿茸为主，因而称这一时期为"鹿茸期"；当水鸭、天鹅、燕子北归时，正是母鹿怀胎临产之前，这时主要是打鹿胎，称为"打鹿胎期"；到野草发黄，大雁南飞，天气行将转冷时，正是鹿和狍子交配繁殖的时期，故称"鹿尾期"；冬天大雪降临，野兽都藏匿了，这时以猎细毛皮兽为主，称"打皮子期"([6]，93-94页)。解放前的独龙族人是根据桃花盛开、布谷鸟和"坚克拉"鸟叫为准，开始春耕春播；到"奔登鸟"和"夏公马巩鸟"叫时，进入全面播种；"崩得鲁那"鸟叫时，要播种完毕。各种作物都有各自对应的动植物物候。独龙族的物候已经发展为不光是简单的农事指标，它兼能考虑生态链之间的消长关系。如玉米要在桃花已开、蝉旺鸣时播种，因为此时草莓已结子、櫻桃已有果，山鼠、蝼蛄等害虫都去吃草莓和樱桃，播下的玉米种子最安全。独龙族的原始物候历，从当年大雪封山算起，到次年大雪封山为一年，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洛"(类似月，但不等于月)。我们完全可以把独龙族的原始物候历及其农事活动仿照"《夏小正》中天地人物和谐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系统思想概括表"排列，一年十二个"洛"，每个洛下，都可以列出相应的按物候进行的农事活动。这个表与"《夏小正》中天地人物和谐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系统思想概括表"完全相似，所不同者，"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太阴月，它的长短还不固定，说明它更为原始([6]，97-98页)，但你能说它不是"形成了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思想"吗?同样，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鹿茸期"、"打鹿胎期"、"鹿尾期"等按物候打猎，不能算是"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思想"的产物吗?共性的东西，是不能说明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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