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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古农书的一些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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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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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5)此书有专篇述种桑柘和养蚕法。是现存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中最古的。考古代的桑蚕特别是柘蚕，以山东为较盛且较早，这也是旁证之一。(6)宋葛祐之在绍兴十四年(1144)为此书作后序，称：“《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其故可能因撰者是东州即山东境人，所以其书也多行于其地。这也是旁证之一。——基于上文所述，可信撰者当为今山东境人，且很可能是齐郡人。
(四)履历：根据原书署衔和历代簿录著录，撰者曾官“太守”，是无疑的。但究任何郡太守?其说法不一：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原书崇文院本以次各种版本所题，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殆是缮写或刊刻偶讹所致；应以“高阳太守”为是。高阳，当是《魏书．地形志》中瀛州所领的郡，该郡领县九，在今河北境，根据撰者在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③)。可能就是从山西东行莅任高阳太守。因为高阳郡系位于其地附近。又按：撰者除曾任高阳太守外，行迹所历似甚广，单从书中所述，已可知除其原籍山东境外，曾到过今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④，东部的辽⑤，中部的并⑥，北部的代⑦；又到过今河北境的“井陉以东”⑧等地。山西，是后魏发祥地，也是当时政治重心之一，可能撰者宦游其地颇久。但曾任何职，却不可考了。又根据上文论证，撰者与贵为帝师的贾思伯、思同兄弟⑨有同族关系，且曾官至太守，则其出身，当非一般的劳动人民。又从他的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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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人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有此说。
② 见原书自序。
③ 见原书第十九“种蒜”篇内自注。
④ 见上揭原书“种蒜”篇内自注。
⑤ 见原书第三十八“种粟”篇内自注。
⑥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⑦ 见上揭“种粟”篇内自注。
⑧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⑨ 《魏书．贾思伯传》：“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为侍讲……人授肃宗《杜氏春秋》”。又附《思同传》：“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
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奥”①、“奇字错见”②、“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③。而其书杂说篇，论述所谓“治书”方法④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讲书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自厕于齐民，以农牧为业。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⑤，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养羊篇中自言： “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⑥。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乎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看，似都不会撰述像《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①。(4)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⑧；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⑨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⑩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⑾，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⑿，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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