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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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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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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学问的核心。有人问经是从哪里来的，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中国这些观念是不是太古怪了，太落后了？不是的。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都有这种观念。西方中世纪的人们就认为古代的更好，甚至认为创世时的天堂中的伊甸园的极乐世界最好。即使文艺复兴后，他们也认为希腊、罗马人的哲学和理想是最好的。把这种观念颠倒过来是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古代流传一贯的思想。可是中国人到了这个世纪初，甚至这个世纪的前叶，还在读经书，只是到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１９世纪晚期时，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极力维持科举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兴西学，成立京师大学堂，用新兴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的人民就不足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然有所改变。因为这样做必须打破古代的偶像，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在本世纪初，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了解体和垮台。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这两部书宣称，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或者说经书中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真正的孔子的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真正开始出现。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就是用一个新偶像去取代旧偶像。康有为用来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只不过他只承认只有他讲的孔学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可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只是为戊戌变法做准备，只能真正代表他自己。因此大家说，这不是孔圣人，而是“康圣人”。今天我们平心而论，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这些学说与谭嗣同的仁学一样，在当时都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击网罗的作用。可康有为的所谓“圣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中叶时，学者们最喜欢讲郑玄、马融等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而清末人们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了，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字季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的角度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诗经》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季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有一天晚上在广东某地会见廖季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现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廖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搞思想宣传活动，其目的完全不是学术目的。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甚。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后，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疑古思潮被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归国后的洋学生接受后，就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胡适的大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谓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的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编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蜂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多，越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如他有一个被传噪一时，并受到鲁迅先生批评的观点说大禹是条虫。夏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华夏族的开山祖，是历代帝王师法的贤圣。他从文字的结构方面去考察禹的含意，认为禹本来有虫的意思，因此他推论出大禹本来只是一条被广泛传说的神通广大的虫。当然顾先生后来并不这样认为，他把他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平心而论，古史辨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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