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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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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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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苏美尔的契形泥板文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到有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相对的、传统的信古时期。但冯先生还认为，只有信古、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啥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由此我们可知：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使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这个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可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作出努力的大问题。而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条件。为我们完成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的古代观的变化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现代考古学对古代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贡献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如西汉宣帝时，美阳县（即今陕西扶风县，治所在今法门寺镇）发现了一个鼎，大臣们类比汉武帝时因汾阴后土祠（今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出土了一个鼎，汉武帝高兴万分，以为祥瑞，大肆庆贺了一番后，又大加封赏了一批官员的事例，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就立即献到了朝廷上，认为是祥瑞。汉宣帝请当时很有学识的京兆尹张敞观鼎。张敞研究读懂了鼎上的铭文，报告宣帝说这个鼎只不过是周朝的一个臣子做的一件纪念品，没有什么祥瑞可称。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中国西汉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的三个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如果没有上述三个基本点，就不能称为现代考古学，而只能是考古学的前身。现代考古学是１９世纪２０年代，首先在丹麦的博物馆界产生的，距今还不到２００年。当时丹麦的一些长期在博物馆内从事工作的学者，根据长期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套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传入中国。此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是中国的考古学，也不能以此作为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
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１９２６年由清华学校讲师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的西阴村主持的发掘。这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李济，字济之，湖北黄岗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１９２５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主持清华研究院。而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因为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如孔子壁中经的发现，使汉代出现了古文经学学派。汲冢竹书的发现，使学者们对《穆天子传》等古籍有了新认识。而王国维认为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第一，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历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的被罗振玉的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上述四大发现使中国学术史有了很大的改观。此后，王国维又以这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他为中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再次，他为由中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而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１９２８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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