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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时间:2009-7-24 13:50:17  来源:不详
新的理论的介绍、输入及考古学的兴起,使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我在此基础上也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作一些展望。

  第一,20世纪我们对古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与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和沟通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而近年来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的沟通的情况却并不好,一方面考古学的成果不能被历史学界所接受,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成果也不能被考古学界在研究、认识中利用。这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也有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现代考古的特点就是与历史学紧密结合,可现在一些学校的考古专业把中国通史作为共同课来学习,而历史专业也把考古通论课作为选修课来上。可考古学本来是高度技术性的科学,它的成果是以简报、发掘报告、测定报告等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就会被一个没有受过考古学专门训练的人所能吸收的。这样,学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的人说得都是外行话,而搞历史的人又认为搞考古的人连基本的文献都不知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体制和思想认识方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这方面不可能有很好的改进,是会出问题的。谈到思想认识问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最奇怪的问题就是博物馆不能成为社会上的重要文化场所,参观的人很有限。而外国的很多博物馆,包括专门展览中国文物的博物馆,都有很多人去参观。甚至你可以看到放假后,许多家长把孩子领到博物馆,让孩子们对展览品及其标签一个一个地看。更令人感动地是有些小孩还夹着一个拍纸簿(writing pad)坐在文物前逐字抄写标签。而我们办个展览却很少有人去看,如前几年故宫保和殿西部廊房中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河北中山国的展览。刚好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系主任和他的太太来华。我陪他们去参观这个展览,我仔细地给他们讲,他们兴趣盎然地一边听我讲,一边看。但待我们走出展厅时,发现整个展厅已经空空如也,令我感到很丢人。这说明,由于思想认识的问题,我们社会上的人对中华古文明缺乏兴趣,缺乏认识。而这就使得我们的古代研究更难普及了。

  第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必要的理论探讨。理论探讨并不是要大家引语录、讲教条,而是要求大家认识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如其不然是很难使问题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使我又不由地想起了我在清华读书时,我的老师,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老鹰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它在几十丈高的地方盘旋时,也可以看到地上鸡蛋大的小动物,并猛扑下来抓住小动物。从这—点来讲,人的眼睛远不如鹰的眼睛锐利。可人比鹰看到的东西要多的多。为何?因为人有理性认识,可以对视网膜接受的东西加以理性的认识。”我们研究古代既需要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去发现问题,抓住问题,更需要理性认识,把具体的问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认识。比如从事考古学,如果缺乏高度的理性认识,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遗物、遗址、陶片之类的具体物质,你对发掘成果的整理也只能是给具体的器物都贴上标签而已。而由你所主持发掘的遗址或墓葬也很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使得别人也无法再工作。反之,如果有一定的认识高度,你就会从一个相当的高度出发去整理发掘物,你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解释什么,我们的发掘报告能做出哪些成果。由此可见,理论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第三,只要充分吸收、利用众多的邻近学科的成果,我们对古代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20世纪初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不仅在当时起了重大的作用,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许多重大成果的取得就是历史学与考古学互相印证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现在能够、将来要想取得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不仅要继续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沟通,而且要尽量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诸多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比如一个文物的出现,如我们缺乏考古学的知识就不能说明它的科学价值,而没有美术史的知识也必然无法说明它的真正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件古代文化遗物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体,它不但有真的价值,而且有善和美的价值。特别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有艺术创造价值,如看不到这一点,它的价值就至少少了一半。而在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界,我个人大胆地说一句,很多人艺术方面的素养是很不够的。比如,许多人在描述一个器盖时,都只会说:它是圆形的,有桃形的钮、素面,有金色的线条和底圈。而这个盖是做什么用的,有何美术价值却只字不提。因为他不知道,而这样也就使这件器物的价值少了一大半。由此可见,我们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多么需要借鉴和运用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啊!

  第四,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前些年我写了一部名为《比较考古学》的小册子在香港出版(最近又要在广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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